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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把哲学家的沉思与教育家的责任结合在一起，审视和指导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和教育问题。 论“美德即知识”。

在论及美德和知识的关系时；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德即知识”。它揭示了教育和道德的关系，即教育的目的就是去挖掘、发展人的美德和善性。美德和善可通过教育、通过学习各种知识而获得。美德是善的，针对人来讲，善就是节制、勇敢、正义等。学习和掌握各种知识的过程就是美德的获得和完善的过程。不过，他所说的知识并非人类的全部知识，而是指一种理性的普遍的知识，即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各种自然知识是不可靠的，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有关知识才是最可靠的、最有用的。美德还包括对父母的孝道、兄弟之间的友爱、朋友之间的友谊、信任等。这些也都靠教育来完成。苏格拉底的命题中也包含了“知识就是美德”这层含义。因此无知的人就是不道德的、可耻的。人们应承认自己的无知，从而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获取知识，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苏格拉底认为人有天赋的差异，但是都应接受教育而获取知识、完善美德。仅拥有美德还不够，还必须拥有健康的身体，因此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经常锻炼身体。他自己就经常抓住一切机会向年轻人讲述善的知识——正义、勇敢、信任、友谊、节俭等，并注意锻炼身体。

创“苏格拉底法”。

苏格拉底用谈话法进行教学。苏格拉底在向人传授知识时不是强制别人接受，而是发明和使用了以师生共同谈话、共同探讨问题而获得知识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即所谓的“苏格拉底法”。他受他母亲为人接生的影响和启发，认为自己是知识的产婆。因为人的头脑中已存有各种知识，教师的作用就在于启发学生把这些知识发掘出来。实质上，他是用各种问题去诘问学生，学生回答不上来，便处于尴尬境地，感到自己很无知，从而产生学习和拥有真理的愿望，去思考各种普遍的问题。他在教育学生时，首先摆出一付很无知的样子，向学生请教一个问题，然后顺着学生的思路一步步地发问；当学生有了迷惑时，他并不急于告知答案而是举出一些实例，引导和启发学生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后人将这种方法概括为四个部分：讥讽、“助产术”、归纳和下定义。这种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独立地思考问题，可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并使学生自觉地多方面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原则，从而辨证地、具体地看待问题而非绝对地、笼统地对某个问题下结论。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被形象地称为“产婆术”，他自称是“思想的催产婆”。这种教育观实质上是天赋观念的一种反映，而且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低龄儿童。仅适用于已经掌握了一定基础知识，并拥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学生，对于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道德观大有益处。这种方法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学科，仅适应于道德教育中。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学法是西方启发式教学的开端，对后世影响很大。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教育的教育家，他对教育的政治意义与作用、教育的实施、人才的选拔等方面都作过精辟的论述

1．论国家管理教育。柏拉图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教育应为国家培养哲学家和军人。他从斯巴达和雅典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形成了他的教育理论体系。在教育的组织管理上，他主张国家控制教育，采取公养公育的方法培养人才。

2．论学前教育。儿童在3岁以前，由女仆专职负责饮食起居；教育则由国家最优秀的公民来监督实施。3—6岁的儿童要集中到神庙的儿童游戏场上，由国家选派公民监督教育，饮食起居由女奴负责。教育内容主要是讲故事、做游戏、学音乐等。柏拉图对幼儿教育很重视，认为讲给幼儿的故事要经过挑选，剔除不健康的；应选择那些能激发幼儿勇敢、正义和高尚品

德的故事。在组织游戏时，方式和内容要有精心的安排，不要经常变化，否则会影响其成人时对国家和法律的忠诚。

3．论普通教育。柏拉图提出了强迫儿童受教育的主张，儿童6岁开始入男女分校学习，接受同样的教育，并且根据各人的兴趣、爱好分别进入国家办的文法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学习内容很丰富：阅读、书写、计算、唱歌、音乐、体操、骑马、射箭等。这一阶段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情感和道德，发展儿童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形成节制的品德。16岁毕业后，大多数人，尤其是手工业者、农民的子弟要进入社会做一个顺从的劳动者。而奴隶主子弟在17—20岁期间要接受较高一级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意志和勇敢，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军人。体育训练是主要的学习内容，其次还要学习军人所必须掌握的知识，例如，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是柏拉图的首创，被称之为“后四艺”。这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后，大多数奴隶主子弟结束学习，担负起保卫国家的职责，成为军人。只有极少数的人可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受教育．

4．论高等教育。国家对极少数具有金质潜能的奴隶主子弟施以高深的教育，从20岁至30岁这十年内以研究哲学，即辨证法为主，兼学“后四艺”。但这个时期学习后四艺的目的与军人的学习目的不同：军人的学习是为了应用；而现在的学习则是为了锻炼思维，为了使思想接近世界最高的理念——神。辨证法是所有内容中的统率学科。柏拉图认为只有精通辨证法，才能学好其他学科，并非人人都可以研究辨证法，而是只有成年人中那些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才能研究。这个阶段的教育结束后，学生可以担任国家的高级官吏。其中的极少量的天资聪慧的，造诣较深的人可继续受教育，用20年的时间来研究辨证法，培养学生用理智去衡量各种事物。这是最后阶段的教育，学生50岁毕业后可担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成为哲学王。到此为止，柏拉图的培养“哲学王”的教育目标就完成了。

柏拉图构造的这个学制体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学制，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柏拉图把斯巴达和雅典的不同教育实践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在理论上做了升华，并在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而形成了他特有的漫长的学制体系和庞杂的学习内容，对后世也很有影响。 柏拉图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统教育理论的人，其教育思想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阶段，其关于教育的许多主张与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但其教育思想如同其他思想一样，也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保守性。

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其教育思想是为其乌托邦式的国家政权服务的，其教育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的治国人才——城邦护卫者，因而其教育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过分注重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他这种培养护卫者的教育只能是极少数人享有的教育。柏拉图重视早期教育，提倡公共学前教育，重视女子教育，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但他认为对儿童的游戏故事，唱歌的内容必须加以选择，进行严格审查，原则是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忽视了儿童的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发展，他关于妇女儿童社会公有的思想更是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而应加以批判的。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 1.论三种灵魂与三种教育

灵魂教育论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统一论反映在身上，则体现为肉体和灵魂的关系，二者是和谐统一的。他又把灵魂分成三部分：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智灵魂。前两者表现为人的营养、生长、发育及本能、情感、欲望等方面，是灵魂中的最低级和中级部分。灵魂的高级部分是理智灵魂，表现在思维、理解、判断等方面。三者之间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各包含的“质料”和“形式”的分量、比例不一样和出现的次序不同。 根据灵魂的三分法，他确立了教育训练的顺序依次为身体的教育、情感的培养和理智的锻炼，

即体育、德育、智育及美育。发展人的理智便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为了把城邦治理好，必须注意公民的道德教育。在道德教育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习惯。因为，在他看来，理性和习惯是人们具有\善德\的根基。因此，他指出，\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先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实际活动和反复练习，逐渐养成具有\中庸，\适度\的\公正，\节制\和\勇敢\的美好德行。 智育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阅读、书写，乃至绘画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的实际效用，例如，为了处理家事，从事政治生活等。受雅典教育思想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应属于智育部分的文学作品和诗歌的阅读、欣赏、吟唱等都划归到音乐教育里面。

音乐教育是亚里士多德的和谐发展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音乐不仅是实施美育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它还担负着智育的部分职能，并且又是实施道德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他认为，音乐是形成人的性格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它不但适宜于在少年时期学习，而且在各个年龄阶段都需要学习。\幼年阶段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就可以鉴别音乐的美，并从中感到乐趣;少年时期学习音乐，有助于体格的锻炼，有助于学业成就的获得;青年时期学习音乐，是为了欣赏高尚的曲调和旋律。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必须将音乐纳入教育计划之中。与智育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在闲暇时供理智的享受。

2.论儿童的年龄分期 教育的阶段论

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对生物学、心理学的研究，根据他对儿童身心自然发展特点的观察，首次提出按年龄分阶段的教育理论。他把人的受教育时期划分成三个阶段：初生到7岁为幼儿教育阶段；7至14岁为青春发动期的教育；14至21岁为成人教育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固定的任务。

幼儿教育阶段主要是顺应自然，以儿童的身体发育成长为主。他重视婴儿的抚养，指出婴儿应以母乳喂养，要使婴儿养成耐寒的习性，至于儿童的啼哭，则不必禁止，啼哭时扩张肺部，有助于身体的发育。5岁前的儿童不宜教任何功课，以免妨碍其身体成长，主要是游戏和听故事。5岁以后才可教适量的功课，但要使其保持充分的活动，以促进其身体发育。

第二阶段为初级学校教育阶段，要发展其非理性灵魂，以情感道德教育为主。儿童7岁后应送入学校学习，实施和谐的教育，主要进行智育、体育、德育和音乐教育。智育方面，要学习一些读写算及绘画的知识，为将来的学习作准备。

第三阶段重点是发展学生的理智灵魂，以智育教育为主。由于他的这一时期的教育著述均已失传，因此就无法详述了。 3.论音乐与文雅教育

与音乐教育美育有重复，自己组织吧。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教育领域，他也是诸多理论的创始人，首次提出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开创了教育按不同年龄阶段实施的先例，最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首次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教育。他重视美育，关心幼儿教育，强调德育，尤其是提出了文雅教育，而其统治欧美教育竟达两千年之久。.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

西塞罗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雄辩家教育的理论。雄辩术起源于希腊，在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甚大。它既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工具；又是歌功颂德、取悦各方的手段；还是诉讼争斗、法庭辩护的途径，后来便逐渐演变成罗马学校中的主要课程。到了共和末期，随着共和制的解体，雄辩术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帝国时期更是没有它存在的土壤，但它的影响犹存，雄辩家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代名词。西塞罗的雄辩教育

理论成为当时以及后来100多年中的权威性观点。

西塞罗认为，作为一个雄辩家必须能够就眼前的任何需要用语言艺术阐述的问题进行得体而审慎的演说，同时伴以规定的模式，恰当的姿态，并脱离讲稿。具体来讲，雄辩家与普通人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是与一般能说会道的人不同。后者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能清楚地表达思想，而雄辩家则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生动的演说；其次，雄辩家比各专业人才在演讲方面更出色，更能说服人；再者，雄辩家拥有专门的雄辩技巧。

西塞罗认为，雄辩家应拥有各种重要的知识和全部自由艺术。各种重要的知识指的是各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等；全部自由艺术指的是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除此之外，还有伦理学——有关人生和人的行为的哲学。西塞罗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学科都重要，是哲学的中心和基础，雄辩家必须对它了若指掌。除了以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外，雄辩家还要有修辞学方面的特殊修养。要注意讲稿的文体结构，遣词造句等；在修辞上应有特殊的技巧和光泽，使文体优美雅致，有这些特点的讲稿才称得上是一篇好的演讲辞。演讲还应做到：表达准确，通俗易懂，优美生动，语言与主题相称。决定演讲效果的还有雄辩家的外在形象，雄辩家应有优美的举止和文雅的风度。此外，演说时，身体、手势、眼神以及声调的高低对演说本身影响也很大。培养雄辩家的方法只有一个——练习。练习可以使有关的雄辩知识转化为演说效果，它既包括口头练习，也包括书面练习。口头练习即模拟演说，初学者应确定与在讲坛上演讲类似的一个题目，尽可能逼真地发表讲演；对讲题要做好准备，应深思熟虑；平时应注意训练自己的嗓音、肺活量、语言的准确性及流畅性等。书面练习也是演讲者所必备的，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敏捷的判断力等，这些能力可转移到演说中去；而且演说所要求的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富有韵律等特点，也只有经过写作才能得到。但西塞罗同时也承认，虽然写作对培养演说家的能力很重要，但它浪费人的精力，故很少有人能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这也是雄辩家数量少的一个原因。从其自身的经历来看，西塞罗认为他本人由于勤奋写作，所以不仅是个出色的作家，而且是个杰出的雄辩家。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昆体良很有影响，并被后者继承和发展。他的演说辞的文体结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西塞罗主义”，人们对他的典丽的文体很崇尚，并尽力加以模仿。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

昆体良(Marcus Fabiius Quintilianus,公元35年—公元95年)出身于西班牙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亲是个颇有经验的雄辩术教师。昆体良在罗马接受雄辩术教育，曾做过律师，后来在罗马开办了一所学校。由于他在修辞学方面的造诣和办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公元1世纪70年代初，帝国设立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修辞学讲座，昆体良是首任受聘者，被称为“雄辩术教授”。由于他在教师的职位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皇室任命他为执政官。50岁时引退，专心于著书。将其20年的教学实践予以总结，写出了长达12卷本的《雄辩术原理》。这是西方第一本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系统著作，在教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这本巨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遗失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名叫波齐奥的古籍收藏家发现了它，才使其重新与世人见面。人们从中洞悉了昆体良的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目的和学校教育

昆体良在继承西塞罗雄辩家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深化；并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得雄辩家教育更富有操作性。他很重视道德在雄辩教育中的地位，认为它是雄辩家的首要品质。昆体良认为，雄辩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的人。雄辩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工具，应掌握在善良、正义，能够维护法律尊严的人手中，决不能落在强盗手里。雄辩术的作用在于宣扬正义和德行，指导人们避恶趋善。其本身就是一门

高尚的学问，在上应为无辜辩护，制止犯罪；在有关钱财的诉讼中支持真理，反对虚假。雄辩家的德行如此重要，因此应加强对他们的道德的培养。昆体良认为，人有天赋的差异，但教育起着更大的作用。主张学校向学生开设道德原理，作为主要课程，让学生从中学习到正义、善良、节制、刚毅等品质。

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昆体良总结了罗马的教育经验，认为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在道德方面，家庭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都很大。但相比而言，在家中则易出现溺爱、娇惯的现象；而且家中不良的风气也会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不能把家庭教育理想化；而学校教育则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现象的影响。除此之外，学校教育还有诸多优点。学校教育可以激励儿童的头脑；儿童在学校学习可获得同学的友谊；学校可以给儿童各种人们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学校可以养成孩子适应公共生活的习惯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一个雄辩家是一个生活在公共事务中的政治活动家，这种生活特点不是从小在家中离群索居的儿童所能适应的。

（二）论教育作用和幼儿教育

昆体育对教育的作用抱有极大的信心，怀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表现出一个大教育家热爱教育事业的高贵品质。他说：“天生畸形因而愚鲁不可教的人是很少很少的。”[1]一般的人都可接受教育，但人的心性各异，如何进行教育，就要了解和研究儿童的心性。昆体育认为，人的禀赋不同，教育的方法也应不同。例如有的孩子懒惰，就应管教他，而有的孩子受到约束就发火；恐吓能约束某些孩子，但另一些孩子却因此而丧失勇气。他对那些有好胜心的孩子抱有特别的期望，这种孩子一遇到失败就哭鼻子，教育时应采取激励和鼓舞的措施。 同时利用责备和荣誉等手段去激发他的雄心壮志，使他向优异者看齐。最令人担心的是那些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不可抱过多的期望。教育者要研究儿童的天赋、倾向、才能，根据其倾向和才能进行教学，即因材施教。在雄辩术的教学上，要根据各人的气质特点进行训练。有的人适合用温文尔雅的态度讲；有的人宜于用生气勃勃的表情讲；有的则适于用粗犷有力的态度去讲。此外，教师应了解学生的才能倾向，帮助他们选择最适合自己天分的学科去研究，例如有的适于做诗，有的则适于研究法律等。虽然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但存在智力上的差别，在教学中应区别对待。对于智力差的孩子，要尽量适应其能力，以便按照自然的诱导，对其智力加以训练；而对于资质优异的孩子，则应让其学习一个杰出的雄辩家所该掌握的全部知识和技巧。昆体良特别强调两种情况应予避免：一种是让学生做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让学生放弃他们能胜任的。在教育中，必须遵循年龄的特点，据此分配给学生恰当的学习任务，不能让儿童负担过重。在重视儿童的天赋差异的同时，更应重视教育的作用。教育适应儿童的自然天性和特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只有自然条件，没有教育的培养也成不了才。一个优秀的雄辩家更多地得之于学习，而非得之于天性。

昆体良很重视早期教育，主张在儿童刚能说话时就应开始智育和德育。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认为在儿童7岁以前进行道德的培养是应该的，但对何时进行智力培养则看法不一。昆体良认为虽然7岁前的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但学习总比闲着好，一点一滴地学习，积少成多，长期下去就很可观了。而且，儿童虽然学的不多，但记得牢，所学的东西终身有用。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是儿童应该学习的东西都要早点学。昆体良虽然主张早期教育，但同时否定超常儿童的存在，不期望儿童成为早熟的儿童，认为“早熟的才能鲜有结好果者”，[2]早熟的儿童只是把刚学到手的东西受虚荣心的驱使而拿出来向别人炫耀，他们所拼凑的文章是言之无物的东西。他评价早熟的儿童说，“他们既没有真正的力量，也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们不过像是撒在地面而过早萌芽的种子；不过是看来犹如稻子似的杂草，未到收获的季节就变黄而结出干瘪的穗子，就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的成就令人高兴；但他们的进步已到此为止。而我们的惊奇也就随之减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