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2 20:16:38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雷雨》中周朴园悲剧人生意蕴新论

曹禺赋予了其作品《雷雨》丰富的内涵以及多角度阐释的可能性，他对人性的客观描述与分析使读者能从自己的视角得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使作品具有超越固化的情节、超越特定的时代而上升到一定程度的哲理化和形而上的高度。

对《雷雨》传统的视角和认知往往是对周朴园的阶级性及所谓家庭罪恶、虚伪性的简单化批判，对侍萍是同情，对繁漪是歌颂，歌颂其所谓的对爱、自由的追求，而对最大悲剧人物的认知往往趋向于侍萍或繁漪。其实笔者认为最大的悲剧人物当属周朴园，当所有的悲剧总爆发，三个年轻人相继死去，两个妇人相继发疯，此时我们怎能忽视周朴园内心之痛：丧子之痛，两个儿子同时死去；两任妻子相继发疯；而另一个仅存的儿子大海又失踪杳无音信，周朴园又非无情之辈，岂能无动于衷，其内心之痛已痛到极处！死掉的固然是悲剧，然而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但生者无奈承受这一切无可逃遁的悲剧事实不是更大的悲剧吗？

遗憾的是，因为周朴园资本家的阶级定位，受众甚至一些学者往往加诸于周朴园的仅仅是批判、谴责，而不是辩证的看待。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呢？

周朴园的悲剧人生经历了四十年，仍然没有盼到尽头的希望。四十年前，他与侍萍真心相爱，但短暂的美好相聚时光不过三年，三十七年前，他与梅侍萍被棒打鸳鸯、劳燕分飞，侍萍悲剧性的命运遭际毋庸置疑；而周朴园也由此陷入忏悔的漩涡而痛苦自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三十年来，周朴园保留了他与侍萍共同生活时侍萍喜爱的家具，家具上侍萍的相片一放就是几十年而未曾撤换过！侍萍夏天分娩时生病关窗的习惯依旧固守，当年被烟烧出洞又被饱含深情的侍萍绣上梅花和“萍”的五件衬衫依旧保存并时常穿着；侍萍“四月十八”的生日他也未曾忘怀……这些行为一过就是三十年啊，人生又有几个三十年呢？这些行为又怎会被认定是周朴园虚伪的矫饰而成为他的罪证了呢？话剧第二幕“周鲁相会”一节，当现实的、衰老的且是鲁大海之母的侍萍猛然出现在眼前之时，周朴园的第一反应和疑惑乃至于质问不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吗？定格于周朴园脑海中近三十年的侍萍形象是年轻、美丽、温柔的典范，这与眼前现实的“鲁妈”反差何其大哉！难道让周朴园闻知眼前真的是当年认定已死实则仍生存的侍萍，就马上紧紧拥抱、抱头痛苦、倾吐衷肠吗？倘若如此，倒的确是“戏”而非真的人生了！事实证明，周朴园的思想中尊奉的是传统礼法中的“人伦天性”等作为的。他命令周萍认母，他要给侍萍送去两万元钱让她安度晚年！当繁漪和侍萍相继疯癫，他并没有再次抛弃侍萍而只照顾妻子繁漪，而是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等同待遇地照料着。倒是侍萍现在的丈夫鲁贵不见踪影。这些行为还不足以说明周朴园的忏悔是发自内心，其对侍萍的情感是真情实意的吗？命运的惩罚对于周朴园来说似乎已经超过周朴园当年对侍萍犯下的错了。更何况剧本通过侍萍的口说出了当年将侍萍和第二个奄奄一息的儿子赶出周家的是“你们”即周家的封建家族和封建家长，没有任何证据直接显示是周朴园亲自将侍萍母子赶出家门。同时，侍萍之后的两任妻子都不可谓不是“门庭显耀”、“门当户对”、年轻貌美，然而她们都没能取代侍萍在周朴园心中的位置而使周朴园忘却旧情，正是周朴园对侍萍的思念之情才使周朴园对后来的两任妻子冷漠而无情，这不恰恰是周

朴园对侍萍具有真爱的有力证据吗？

诸多文本显示的事实说明，周朴园实则是一个内心情感丰富、痴情钟情的男性，而非传统视点所认定的冷酷、无情、虚伪的冷血动物、伪君子！

曹禺最初创作《雷雨》的本意亦不在揭露封建大家族的罪恶和周朴园的所谓罪恶，文本所批判矛头绝不是指向周朴园。曹禺的《雷雨·序言》及很多论述性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他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曹禺在很多文章里都曾经表达过他对宇宙间神秘力量的憧憬，当然也包括一种莫名的畏惧。他所设置的八个戏剧角色所上演的错综复杂、纠葛不休的恩怨情仇，并不是曹禺文本创作的最终意旨，其意在剧外，在神秘的不可知的宇宙间不停地上演着，沉迷于其中的可怜的人类不能自已，只能随波沉浮。我们似乎再次感知到了俄底普斯的无奈与奋然挣扎后的绝望，又似乎看到从山谷到山巅推着巨石艰难而上的西西弗斯看着巨石又一次滚落山底的失落与困惑。是呀，在这个人类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里，面对那无可逃遁的悲剧的降临，人类除了顺其自然默然忍受还能如何呢？似乎太悲观了些，但是，曹禺在剧中不就是让他的人物面对了“命运”的安排而让读者感知到了那股神秘力量的不可抗拒性了吗？

周朴园并不是从正面塑造的完美的男性形象，在他的身上有着资本家的身份所普遍具有的社会属性和性格特征。他以冷淡的态度对待妻子，以威严的态度对待儿子，以倨傲的态度对待下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如《子夜》中的吴荪甫，二者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奇怪的是，当下较为现代性的学者对吴荪甫开始给予较为公正的价值判断了，强调其对当时中国民族工业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甚至陈思和教授称其为“具有骑士精神”的悲壮的失败了的英雄，对这一形象的判断肯定大于否定，赞扬大于批判，正面大于负面。这也许才是更接近吴荪甫这一形象的本质核心的正确解读。但周朴园似乎没有这么幸运，虽然已经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开始对周朴园作新时代、新方法、新角度的重新审视，但整体的理论界或者说大多数的读者仍持有比较传统和僵化的看法。对周朴园不肯或是不敢肯定其人性中流露出的真诚、柔情和发自内心的忏悔。这对周朴园来说是不公平的。

侍萍被驱逐出周家，成为传统论者对周朴园最大罪恶谴责的罪证。的确，在侍萍的这个悲剧命运遭际中，周朴园不能说没有责任，但关键是多大的责任，什么性质的责任。倘若《雷雨》文本明确显示的的确确是周朴园亲自残忍地将娇妻侍萍和刚刚出生三天的二儿子赶出家门，那么笔者将无话可说。我将把最恶毒的诅咒送给周朴园，让他在地狱的烈火中承受最残酷的折磨，永世不得解脱。但可惜的是，《雷雨》文本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证明是周朴园直接将侍萍母子赶出家门。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最令人相信的回顾情节应该是在周朴园不在家的时候，周家的封建家长和家族的实际统治者例如周朴园的父亲、或母亲、或祖父、或祖母，因为侍萍对周朴园娶一个有钱有势的小姐为正室而坚决反对而惹恼了周家的当权者，从而残忍地将侍萍母子赶出家门，倔强的侍萍（后面的情节证明了侍萍具有这种性格）一气之下抱着刚出生三天的小儿子离开周家，走投无路之际绝望地

投河自杀。而周朴园应该是不在场（否则《雷雨》所显示的他对侍萍的怀念真的是令人难以相信，周朴园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大恶人了），当他回家时才得知此事，可是侍萍母子已离家远去。痛苦、绝望的周朴园发疯似的四处寻找，可是找到的仅仅是侍萍投河前留在岸边的一双鞋和一封绝命书。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年轻的周朴园当时内心的痛苦与悲愤。侍萍母子死去了（周朴园以为侍萍母子真的死去了），同时死去的还有周朴园内心的爱，他在内心深处埋葬了自己最初的爱和最真的爱。从此他不可能再对任何一个女性产生爱，残酷的命运打击使他成为一个无爱之人。所以周朴园的第二任妻子默默无闻地仅活了九年就悄悄地死去，第三任妻子繁漪才在周朴园冷漠的态度下最终走向近乎疯癫式的爆发反抗之路。

如此说来，周朴园在当年侍萍母子被逐出周家时是被动的后知者，而不是驱逐动作的主动发出者，否则三十年后的“周鲁相会”，侍萍不会表现出温情多于仇恨，伤悲多于谴责，感动多于质疑的情感形态。如果说周朴园有错，错就错在当年无力抗争封建家长强行加诸于他的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错在他没能及时采取行动与侍萍逃离周家（以年轻时的周朴园的思想高度，实施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成功性较小），错在周朴园发现侍萍母子被逐出家门后没能在她投河之前及时找到妻儿（有些勉强周朴园了）。可是我们别忘了，那时还是19世纪末期，封建性势力还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封建的家长制和家族势力还相当强大，而周朴园作为一个能够突破封建礼教束缚，敢于藐视封建等级制度和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制度的青年，去爱上一个丫鬟并事实上成为和美的夫妻，有了两个儿子。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封建性极强的时代，无疑是应该给予褒扬和赞赏的勇敢举动，是具有崭新内涵的惊世骇俗的进步行为。这样的行为怎么能简单地被认定为是周朴园对侍萍的诱骗和玩弄呢？巴金《家》中的觉慧爱上丫环鸣凤的行为得到了绝大多数评论者和读者的肯定和赞扬，认定其反抗封建等级制度的先进行为，并为觉慧和鸣凤没能结合而惋惜。鸣凤的死无疑是悲剧，但评论者在论定鸣凤之死的责任时，除了对年轻的觉慧给予一种幼稚和不成熟的轻微批评外，无人把主要的责任放在觉慧的身上。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高老太爷这个封建家长和家族的统治者和代表者。周朴园与觉慧同样爱上丫环的行为为什么在评价结论上就大相迥异、截然相反了呢？原因似乎就在于觉慧后来叛离了封建大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周朴园则后来成为了资本家！这种以后来人物所属的社会位置和阶级定位来对之前的行为作简单化的社会学和阶级论的价值判断，无疑是今天的评论者和读者应该给予拒绝和警惕的！

不管周朴园在成为资本家之后做了多少罪恶之事，且不说加诸于周朴园身上的这些罪恶的真实性成立与否，都不能笼统地把四十年前他和侍萍的爱看成是诱骗与上当的性质，也不能把侍萍四十年前的悲剧遭际的罪责统统强加在周朴园的头上而使他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