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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华化的现代案例：托茂人语言、姓名的回族化
杨德亮
（北方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回族是“回回”华化的结果，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都有此方面的记载和表述。托茂人是一个现存的蒙古穆斯林群体，其在当代社会的回族化，生动地再现了回回华化的一些细节。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历史的现在”与“现在历史的过去”的交互文本。
关键词：回回；华化；托茂人；回族
一、回回、回族、托茂
“回回”一词可追溯到元代之前，但其流行开来却在元代。在元代，回回是汉语语境中对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各族群的称呼①；蒙古语中习惯称穆斯林为“撒尔塔兀勒”（Sartaul）；在突厥语或受突厥影响的蒙古语中则称穆斯林为“大食”（Tajik或Tazik）②。毋庸讳言，元代的回回与现在的回族，在概念能指和所指上都有一定出入，但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却是学界所公认的。
“华化”是社会环境和情势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关于元代及其之后回回人的华化问题，陈垣、杨志玖等先辈曾作了深入探讨。回回人的华化，在陈垣先生看来，主要表征在接受儒学、佛道两教、（汉语）文学、（中华）美术，（华夏）礼俗等五个方面，陈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以繁富多样的材料和严谨精细的举证，论述了一些回回历史人物的华化现象[1]。杨志玖先生在援引陈著华化体例并赞成儒学等表征的基础上，做文《元代回族史稿·华化编》从政治表现和回汉通婚等方面做了丰富和补充。然而，中国传统历史文献关于小人物记载的缺失，使我们很难看到普通回回大众的华化情境。
窃以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接受儒学、文学、政治倾向等并不比语言、姓氏等日常生活文化华化的表征更重要。众所周知，回回人并非来自一个种族或民族，除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外，没有共同的“语言”。波斯语、阿拉伯语虽在他们中比较流行但也不是通用语。学习了汉语和汉文以后，他们才有了交流思想感情、传递信息的共同工具，才有了认同感[2]2。回回人的名氏华化，主要是在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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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大范围开始的，但在有元一代，回回历史人物中已有不少改名换姓者，诗人丁鹤年就是代表。回回人的汉姓有不少是从汉姓直接挪用的，但很多姓可追溯到原来的痕迹。就拿丁鹤年来说，其曾祖名叫阿老丁，祖父名叫苫思丁，父亲名叫职马禄丁，他姓丁，实际上是保留前三代名末之丁，表示不忘本。这样的取姓法，很常见，如赛（典赤），纳(速剌丁),马（哈木），海（达尔），萨（都剌）等[2]16。
托茂人为蒙古穆斯林，现主要分布在青海祁连、海晏、湟中，新疆博湖、焉耆等地，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浩腾”——蒙古回回，是现今仍保留族群特色的两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群。伊斯兰化蒙古的历史较为悠久，其源于蒙古人的三次西征。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建立了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这个蒙古帝国包括元朝、窝阔台汗国、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伊利等几大汗国在短短的五十年内完成了伊斯兰化。1295年，皈依伊斯兰教的合赞汗登上伊利汗国的汗位，代表了伊利汗国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为国教[3]。金帐汗国在月即别汗在位时期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使得“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从中国起直到西方各国尽头的地方”[4]136。1353年，24岁的察合台汗国的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了伊斯兰教，后随秃黑鲁帖木儿皈依的16万蒙古人都“剪掉了长发”，信奉了伊斯兰[3]。而在元朝，蒙古伊斯兰化的较大事件是忽必烈之孙安西王阿难答及其20万部众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③。
有明一代，伊斯兰教在蒙古人中亦相当盛行，很多蒙古贵族甚或蒙古皇室的重要成员也皈依了伊斯兰教[5]。明清一代，有一些蒙古穆斯林部落进入历史文献中，如瓦剌回回，哈拉回、红帽回等，后来随着定居及农业化，这些蒙古穆斯林大都融入到回族当中。托茂人因为一直生活在蒙古部落，从事游动的牧业生产生活，而将蒙古穆斯林特征保存现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托茂人回族化的进程加快。笔者通过实际田野调查，获得了托茂人在语言、名氏等方面回族化的口述资料。相较于历史文献“回回华化”，托茂人的回族化更鲜活、更平民化，可作为“回回华化”的一个现代案例。
二、托茂人语言的回族化
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6]196。人类学不仅把语言视作是一种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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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一种思维模式，最重要的是将其视作一种文化实践，也就是把语言视作一种行为形式（form of action）[7]。
历史上，托茂人隶属于蒙古部落，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长期以来主要使用的语言为蒙古语。听过笔者调查录音的一位蒙古族语言学者说，托茂人说的蒙古语实际上就是厄鲁特蒙古语的一个分支，两者差别不是很大，但语音上和东蒙古正蓝旗的察哈尔语音有接近的地方（有些辅音有腭化现象）④。另外，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们历史上常与临近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民保持较紧密的来往，所以他们也会一些日常的汉语。
环境的变化往往对语言产生很大的影响。1958年，是青海托茂人语言变迁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因国防建设的需要以及“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聚居于海晏县哈勒景地区的青海托茂人由此分散开来。是年10月，上级部门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托勒牧场、祁连县、刚察县等地。因为平叛、迁徙等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为汉族同志，据老人回忆，当时他们不让蒙、藏等民族牧民说蒙古话或藏话，认为这些民族语是“黑话”不能说。而且工作组语用的汉语代表一种强势文化，会说汉语是一种可以与“上面”沟通的技能，故汉语从此逐渐成为青海托茂人的主要用语。现今蒙古语交流只限定在个别老人之间，汉语已成为托茂人主要的交际和生活用语。
个案1：韩生阴〃优素福，男，1929年生，未上过学。他说，在1958年以前，托茂人主要说的是蒙古语，阿奶们（把）汉话好好的说不来。
个案2：松子开，男，1937年生。至今见了会说蒙古语的人无论是托茂还是蒙古，他习惯用蒙古语交流。他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有几位蒙古语研究者听了他的蒙古语，都认为非常地道。无论过去还是现今，松子开老人一直与他的蒙古族朋友保持着亲密关系，这些朋友为了照顾穆斯林朋友的饮食禁忌以及便于日常来往，经常请他去宰杀牛羊，他那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经常会获得蒙古族朋友的赞赏和认同。
个案3：再奶拜，女，1944年生。她说：“我现在已不会说蒙语了，我的阿大阿妈（父母）说的是蒙古话，很少说汉语，我小的时候在家里也说得是蒙古话。现在(别人说)我只能听懂，而我的儿女们，最大的已40岁了，（对于蒙古语）不但不会说也听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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