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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情怀与道德文章

作者：段乐川

来源：《出版科学》2013年第05期

应离师的出版文丛由河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面世了。他打电话给我，要给我送书，请我这位留校“守业”的学生存念指正。我从他手中拿到这本五十五万字之多，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皇皇巨著，不禁百感交集，心绪万千。我是十年前考入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生的。报考这个专业之前，我就对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群体慕名已久，对应离师的为人为事为学佩服之至。知道他是闻名全国的编辑学者，一直醉心出版史研究。一部八卷本、三百二十多万字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一本三十多万字、贯通二百年的《中国期刊发展史》，足以说明他在出版史研究上的“意匠经营”和独特建树。在没有见到应离师之前，我对他这种粗浅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他的著述论作上。直到他给我们开设《中国期刊发展史研究》这门专业课程，并随着与他有了更多交往，我才对这位白发苍苍、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和厚积薄发的老人有了更多认识和更深入了解。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应离师就开始担任《河南大学学报》的主编。到1990年又出任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从事大学出版工作。可以说，他有着长期的编辑出版工作经验，是位名副其实、经验丰富的编辑出版家。这种独特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编辑出版教育和编辑出版研究有着独特的理念。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就认为，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专业培养。为此，从1985年开始，他团结带领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仁，积极地响应胡乔木同志倡导编辑出版教育的号召，从举办不同类型的编辑培训班开始起步，到后来招收编辑学研究生，使得河南大学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较早进行编辑出版教育探索的高校之一。

应离师的出版学研究是在进行编辑出版教育的过程中进行的。他钟情出版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专业情怀。他大部分有关出版学研究的成果都与出版史有密切关系。从早年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到《中国期刊发展史》，到《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再到《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以及《亲历新中国出版60年》，他的研究在出版史研究的园地里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散发一片光芒。《中国大学学报简史》是他对大学学报这种学术媒介发展历史的总结和思考。这部书的编撰，当与应离师从事的学报编辑工作的独特经历不无关系。或许是亲身躬行的学报编辑工作，让他深刻地认识到，学报作为一种特殊媒介类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认识规律。而这些规律，就蕴含在学报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期刊发展史》以历史发展的时间为线索，以社会发展的现实为背景，从社会和期刊双向互动的角度出发，精心地勾勒出了中国期刊发展两百多年的历史图景，生动地再现了期刊这一媒介类型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巨大社会功能。

应离师的出版史研究重视出版史料学构建。这是他出版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曾经论述过史料收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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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这里的“书事记言”就是史料收集整理。在刘知几看来，史料收集和整理是史学建构的基础。他把两者的关系视为“相须而成，其归一揆”的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在出版史研究中，最早注意到出版史料学建构的是现代著名出版学家张静庐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有感于后人对于近现代出版状况了解不够，张静庐先生发凡起例，费尽了后半生的精力，先后编撰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编等一系列出版史料丛书，形成了近现代出版史料学研究的大厦。然而，在张静庐先生之后，学界对新中国成立50年的出版史料的整理却付诸阙如。在此状况下，应离师决定师法张静庐先生，收集、整理从1949—1999年建国50年来的出版史料，建构起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学的大厦。这部八卷本的丛书，从开始编撰到成书出版，应离师和袁喜生、刘小敏两位老师前后费时六年，收集、整理文字材料多达一千多万字。最后，经三位编者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三百二十万字、八个性质的专题形式再现于出版研究界的面前。1998年，在编撰《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的过程中，应离师又萌生了以人物为主体编撰一部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的想法。他认为，通过对人物研究资料的汇集整理，既可以达到表彰典范的目的，又可以为研究者进行人物研究提供极大方便。于是，他就联合袁喜生和刘小敏两位老师，历时7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以个人小传、本人著述、亲属回忆、研究著作的体例，收录了20世纪54位编辑出版家的研究资料。该书洋洋10卷，425万字，收录近500位研究者630多篇研究文章，存目1744条。

应离师的出版史研究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关照。以史为鉴、以史为镜的现实情怀，是他研究出版史的一大特征。在本书《中国大学学报百年发展纪略》这篇文章中，他对大学学报发展的现状充满了忧虑，他说：“在新的形势下，学报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诸多困惑和矛盾。学术品位追求的‘曲高和寡’与商业逐利氛围的矛盾；学术研究高质量的要求与一些研究者的急功近利及浮躁心态的矛盾；新的生态机制与旧的办刊模式的矛盾；编辑队伍的人文操守与市场诱惑的矛盾；经费的严重不足与出版成本的加大的矛盾；新的知识高新技术与编辑素质之间的矛盾；刊物的面貌雷同与鲜明突出个性特色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家李达》一文中，他细致地回顾了出版家李达一生重要而丰富的出版活动，并指出他的出版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关系。在文章的结尾，应离师指出：“李达不论在报刊活动中还是从事书业出版中，对传播的内容及他本人的著作，都是在探索调查研究中形成的，内容求真求实，使出版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教育作用，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虽然他的出版活动距今已有近一个世纪，但仍对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在历史研究中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在历史研究中对出版发展规律的深入揭示，显示着他历史研究独具个性的兴趣偏好。同时，这也是他马克思主义出版史学观的生动写照。他常常说，历史和现实是有机统一的。历史中往往闪现着现实的影子，而现实中常常饱含着历史的因子。研究出版史，就是要借古知今，古为今用。

应离师的出版史研究重视出版人物主体的价值地位。他注重对出版人物的主体思想进行分析论述。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编辑家，到现当代著名编辑出版家，再到自己交往熟悉的著名编辑出版学人，他总是能够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倾尽笔墨来认识、分析和总结他们崇高品德和良好作风。在出版人物研究中，他特别关注那些被出版研究界长期忽略的一些著名编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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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人。例如，胡绳、李达和张闻天等，因为在其他领域的殊绩而备受关注，然而其编辑出版的贡献却被长期忽略。应离师在人物研究中特别注意这一点。他提倡以一种专业的眼光来认识这些具有多重身份的编辑人的价值贡献。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成为编辑学界开始逐渐关注的人物类型。他在出版人物研究中始终闪耀着这样一个出版观——那就是他将出版人作为出版活动的主体来看待的。他认为，出版人才是出版学研究的中心。离开对出版人物主体精神的关注，出版学研究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在《胡绳——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一文中，他说到：“出版人物特别是杰出人物，是推动出版事业前进的强大力量，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活跃的因子。一部出版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批杰出出版人选择、积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历史。”在《中国20世界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一部20世纪中国出版史，其实就是一大批有胆识、敢创新、肯吃苦、讲实效的出版人的奋斗史。”他希望出版史研究能够在出版主体研究上多下工夫，力争深入出版主体的精神世界，对研究对象的深层主体素质和精神观念的深入分析和客观评价。尤其是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问题的出版人物，更要无偏无党、客观公正地评价褒贬。他说：“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像列宁所说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什么东西。”应离师认为，每一位编辑出版家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存在。他们的编辑出版思想，既受制于时代的影响，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出版主体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进入研究对象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深处，在时代背景的历史维度中客观全面地分析研究对象思想观念形成和变化的各种动因，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 应离师的出版史研究有着鲜明而浓烈的史家情怀。这种情怀表现在他对出版史研究心无旁骛的执著探索中，也表现在他对出版史研究价值坚定不移的自觉追求中。在这本书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甘于寂寞和清贫而全身心投入研究的状况，他说：“多少年来我和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少时光和岁月迷恋在图书馆期刊堆里，不计寒暑，翻阅资料，白天查阅，晚上梳理思考。查到有用的资料时，如痴如醉，忘乎一切，其乐无穷。把查资料吸收的有用的东西随时用在教学中，另外也为研究一些课题打下基础。为此，常常是腿不停地走（去图书馆），眼不停地看，脑不停地想，手不停地写。”这种在别人看来是一种费时费力无名无利的“冷板凳”活，而在应离师看来却是一种苦中有乐和无怨无悔的值得不负此生的大事业。而且，他是以只争朝夕和与时间赛跑的心态来倾尽全力做这件事的。我和应离师相识十年有余，深知出版史研究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谦虚地说：“我生活单调，平生无喜好。唯有好读点书，翻阅报刊，留心学界信息。我没有什么奢望，只想平实地做点事情。”我心中一直在想，为什么他对出版史研究有这样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在这本书中，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以史为鉴，探索出版历史发展规律，有利于总结历史教训，指导今天的出版工作；有利于发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有利于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由此不难看出，他对出版史研究价值自始至终有着坚定不移的自觉认识。这种对出版史研究价值坚定不移的认识，已经转化为他内在精神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和出版文化理性。正是这种出版文化理性才驱使他全神贯注和不计得失地投入到充满着各种艰难的资料收集中。与此同时，应离师身上还有着浓郁的生命自觉意识。在几十年研究的过程中，他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只争朝夕、惜时如金的精神状态。他总是想趁早将想做的事情做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数九寒天，冷气逼人；三伏酷暑，汗流浃背，从不停息”。在读这本书中，我感到应离师的生命自觉意识应该与他早年不幸的人生经历有关。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