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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由祥林嫂的“三笑”分析其命运的悲剧性

作者:韩继兰

来源:《赢未来》2018年第23期

鲁迅先生在小说《祝福》中直接描写了祥林嫂的三次笑。这耐人寻味的极有感情色彩的“三笑”,与文中几次“哭”的描写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应。通过互相渲染,在深化思想内容、丰富人物内在心态等方面,收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祥林嫂的第一次“笑”,是指鲁四老爷家中所有的活儿“全是一人担当”,以至鲁家不必再“添短工了”,然而就在这样沉重而辛劳的奴隶般地苦干中,她却觉得“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读到这里,我们能认为祥林嫂已经摆脱了悲惨的境地吗?显然不能。这笑声恰恰说明了她年轻守寡、虽逃出了“严厉的婆婆”非人管制的苦海,却又跌入艰难而苦重的剥削深渊。微博的“五百文”月薪,较差的伙食生活,再加上在“雇佣女工之难”的鲁镇上,像她这样一个“手脚都壮大”又极其“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干起活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人,鲁四老爷怎舍得辞退?在这些卫道士看来祥林嫂只不过是一个“不开一句口”,只会“整天的做”的机器罢了。因此,祥林嫂的这一“笑”,正是她下意识的不自觉的麻木的苦笑。在这“笑”声中饱含着他苦难遭遇的辛酸泪 ,饱含着愿做奴隶而暂且能一直做下去的“满足”。此中满足,不过是在沉重的压榨剥削下的内心苦痛的逆反显现和变态折射。

祥林嫂的第二次“笑”,是從二进鲁家后与“善女人”柳妈的一番对话中反映出来的。此时的祥林嫂被迫改嫁且再遭生活磨难,当柳妈故意追问她:“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即改嫁贺老六一事),文中写道“她笑了”。这一“笑”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在祥林嫂悲惨的一生中,仅有两年多的时间算是“交了好运的”。在这两年里,她有了个“有的是力气,会做活”的好男人,而且还添了个“很听话”的胖儿子,再加上家里“没有婆婆”的管束,而“房子是自家的”,因而祥林嫂似乎真有点心宽体胖了。可是好景不长,结果再度丧夫。成为她唯一精神支柱的儿子又被狼衔了去,大伯来收屋,把她赶了出去,使她再次沦为奴隶。然而这次做奴隶,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奴隶。由于再嫁之故,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一个“不干不净”“败坏风俗”的谬种,且“祭祀时用不着她沾手”。同样被封建礼教支配着的鲁镇的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也大为改变,都认为她是个有罪之人。人们也还和她说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最初她那悲惨的“阿毛的故事”还能引起人们的暂时怜悯,但在那个麻木冷酷的社会里,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最后连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也无动于衷了。以至于后来人们在咀嚼了阿毛的悲惨之后,嘲讽她的话题又“转在她额上的伤疤”上了。柳妈那些把她锯成两半的话,使她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和震动,折磨得她彻夜不眠,引起了她对阴司的巨大恐惧,给了她精神上进一步的摧残。

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妇女在死了丈夫之后“守节”,而“族权”又把愿意“守节”的寡妇卖掉或“赶走”,使祥林嫂两次想循礼教“守节”而不能,然而又把“不节”的罪名加到她身上,并用此置祥林嫂于死地。作者借助祥林嫂嘴角的一笑,告诉了我们一个含蓄的哲理:纯洁而善良,孤苦而守寡的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底层,是不会有持久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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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暂时取得了苟且偷生的机会,那也是在受尽敲骨吸髓之后的“欲死不成,想活无法”的窘迫境地。由此可见,祥林嫂的第二次“笑”,应是瞬息即逝的苦笑,体现着受封建礼教迫害的悲哀,也隐寓着即将出现的“雪上加霜”的哀泣。

至于祥林嫂的第三次“笑”,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的:捐门槛回来之后,顿时“神色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细阅此处,能否说这“高兴似的”是祥林嫂精神上彻底解放心灵上得到实在的安慰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如果说第一次“笑”是麻木的,第二次“笑”是辛酸的,那么这次就是抗争的“笑”。即使这种抗争是软弱消极朦胧无力的。当然,也正是这“笑”显示出祥林嫂悲剧一生中的挣扎反抗,显示出被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禁锢下的周围的人们对她的悲哀的同情和帮助。祥林嫂不但没有认识到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是摧残的大敌,反而把生活的希望和反抗的方式寄托于封建势力和迷信思想,这是他悲剧产生的主观原因。

柳妈是一个同情祥林嫂而又给祥林嫂增加痛苦的人。正因为听了她的话,祥林嫂除在现实生活中饱受苦难外,还在虚幻中饱受着精神上的煎熬。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将对那个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宗法观念、封建礼教的强烈控诉,将中国国民麻木愚昧的状况,将那个社会中底层人物为争取做人的基本权利而付出的血泪代价,都融进了祥林嫂这三次悲惨的笑中,运用“笑中寓悲”的反衬逆笔把祥林嫂这个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苦运匠心,使读者在祥林嫂的“三笑”中看到了她的生活遭遇之悲,礼教迫害之悲,挣扎反抗之悲,被同情帮助而带来的苦难深悲。作者通过祥林嫂的这“三笑”,解释了她本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