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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满汉双轨制”

所谓满汉双轨制，并非清朝首创的权力机制。类似的政权结构，在中世纪中国北方边疆诸族建立的王朝史上，如鲜卑的北朝，契丹的辽朝，女真的金朝，蒙古的元朝，都曾出现。

那共同特色，便是征服族群的血统贵族高踞权力核心，依仗“全民皆兵”的征服族群的武装力量，吸纳被征服各族的所谓文化精英参与文官统治。

不过，贯穿于清代全部权力史的满汉双轨制，也非满清列帝所追步的金元机制的重复。它的结构准则是“以满驭汉”，而作为权力支的满洲八旗，其实是以满

洲权贵为核心的满蒙汉人组合的军事共同体。它设官分职必定区别满汉，而汉军与汉臣虽属同族，却有体制内外的区别，就是说汉军旗人作为满洲“世仆”，享有满

洲血统贵族的若干特权，较诸被征服的汉人（也是被征服诸族的泛称），也高出一等。它的外在形态，随着满清征服全国的内战趋向结束似乎淡化，某些通过科举或

捐纳晋身的汉人，也可位列宰辅或出任督抚，但那意味着满汉双轨制的传统发生质变么？

以往的清史论著，几乎异口同声曰是。推而及于晚清史，又

异口同声，谴责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之非，说是上世纪初同盟会纲领十六字，竟有八字鼓吹“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将民主革命变形为“种族革命”，乃转移斗争大方向，体现了资产阶级或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云云。这样的逻辑，推到极端，便是李泽 厚们的“告别革命”论。

晚清的“排满革命”思潮，是否属于历史的错误？那是假问题，姑置勿论。但看晚清百年史，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满清统治者放弃了满汉双轨制么？就史论史，只可说没有。

不妨先看尾声。辛亥革命由武昌新军的下级兵士引爆，固然出于举国人士逆料，但假如没有四川立宪派士绅闹事，清廷急调端方率湖北军队入川镇压，造成武

汉防务空虚，留守的新军能造反吗？假如没有慈禧生前许诺“预备立宪”，唤起各省士绅竞相鼓动“地方自治”，四川士绅敢与总督对抗吗？假如没有慈禧死后摄政

王组织“皇族内阁”，恰好反证清廷立宪是假把戏，各省立宪派士绅能因失望而站到清廷的对立面吗？如此等等，都彰显满清统治者宁死也不放弃“以满驭汉”的世 袭特权，代价当然是满洲整体统治的死亡。

人们常常讥笑历史学家是“事后诸葛亮”。的确，真的史家，要是不顾政治高压或者金钱诱惑，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就不敢脱离历史实相，迎合揣摩当局旨意，而混充预言术士。将说史等同于卜筮，十个必有十个失败。

新权威主义者不是盛称满清“康乾盛世”吗？很可惜，只提“康乾”意味着删除了雍正十三年，而这十三年（1722年农历十一月至1735年农历八月），恰是满清权力机制的转折关头。 雍正帝是否弑父夺嫡？史家争论已久，且不去说它。但雍正在位期间，囚兄屠弟，重点打击满洲亲贵，并重用非科甲出身的汉臣，却似乎表明他在消弭满汉界

限。是这样吗？不然。由现存当时公私史料，无不证明此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强化君主个人独裁。他非但没有触动满汉双轨制，反而通过信用其弟怡亲王，始建

军机处，剥夺内阁职权，并十分注意军机大臣的满汉均衡，并在死前委任的顾命大臣大半为旗人，彰显他使权力机制既恪守“内满外汉”祖制又成个人独裁工具的心 态。

戊戌维新前夜，僭主慈禧的心腹荣禄，不是当面警告康有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以示对光绪帝的藐视么？他说的“祖宗之法”，就是雍正为强化君主独裁而捍卫的“以满驭汉”体制。 按照逻辑，历史变了，体制也应该与时俱进。但时间已进入十九世纪末叶，满清帝国的内外生存环境，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岂知支配帝国权力者头脑的统

治法则，仍以一百六十年前清世宗的言行为圭枭。于是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