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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原因

2016年07月04日 来源：光明网 作者：周国林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受一些外来学说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信仰的国度之一，还有人据此对中国的未来作出悲观的判断。揆诸史实，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信仰则可，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信仰则实在令人不敢苟同。除了宗教信仰，还有文化信仰，是对某种文化价值的体认、信奉和遵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仁义之道就是广大民众生活的准则，是他们生命中的信仰。 圣哲之求道

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商周时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人类轴心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价值的探索，正好具备实现思想突破、完成人类自我超越使命的历史条件。对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们都用一个“道”字来表达。

从《论语》一书中，可见孔子对“道”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相比于“道”，吃饭穿衣皆不必太计较，君子应该操心的是“道”的寻求与实践，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便闻道后马上会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孔子的这种心理活动就是一种自我超越，体现了人类使现实存在状态趋向于理想的努力和冲动。

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成为君子儒，不要成为小人儒。孔子提出君子之道的内容是仁、智、勇三项，而以“仁”居首。至于仁的意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名言，人们已耳熟能详。孔子时常提到的诚信忠恕义、温良恭俭让等德目，都在“仁”的涵盖之下，并由此构成孔子之“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孔子

对于“道”之见诸行动，孔子及其门人有三点认识。一是“道不远人”，即道离人们很近，应从身边做起，“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二是“人能弘道”，道的作用需要人去廓大，强调士人的责任。三是“天下归仁”，期望所有人为仁由己，从而达到社会安宁的局面。

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坚定的推进者，其贡献主要在以下几点。一是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地位。他在谈到“尚志”途径时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二是将仁义由个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领域。梁惠王询问何以有利于国家，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还论证说：“尧

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三是从性善论的角度论证“人皆可以为尧舜”。四是从人禽之别的高度论证必须“由仁义行”，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此外，他同孔子一样，高扬士人卫道的刚强精神：“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与孟子约略同时的荀子，对仁义之道同样有深入的阐发。荀子讲仁义之道，其特点是同“礼”联系起来：“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又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非相》）。荀子透彻的分析，使仁义之道的社会价值更为彰显。

儒家代表人物倡导的仁义之道，在《周易·系辞》中有一段经典的概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研习和宣扬，仁义之道在战国中后期已为不少诸侯国上层人士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 贤达之弘道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 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他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他根据自己的天道观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希望汉武帝“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后来，他出任江都相，又有“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段名言（《汉书》本传），在仁义之道的传播中影响深远。

董仲舒

到了唐代，韩愈以辟佛道、维护儒家正统地位为己任，有《原道》之作。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他认为只有实行仁义之道，人生、社会乃至鬼神，才能各得其所。其后，李翱又著《复性书》，探索人由情恶变为性善的途径，以使更多的人走上仁义之路。

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他们和前代的董仲舒、韩愈等人一道，构成仁义之道传播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相对于广阔的社会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学传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好在还有其他弘道方式。南北朝末期，颜之推撰巨著《颜氏家训》，涉及家庭伦理、

处事原则、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对整个宗族具有重大引导作用。影响所及，带动了后世大量家训作品的问世。宋代以后，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谱牒大量产生。每部族谱依例皆有家训、家规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笃师友、戒骄淫、务耕读、制财用之类的日常生活准则，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绝佳途径。且以新近发现的湖北省罗田县民国《晏氏庚午宗谱》为例。谱中除了《首传一》收载《户规》外，《首传二》一整册皆为明清时期的“先祖遗训”，包括《圣瑞公训词八则》《伟人公家诫十六条》等14种。其《圣瑞公训词八则》论“积德”云：“积金以贻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贻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为子孙长远计。试观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报。今人一遇困穷，即怨天待己薄，行一善事即欲责报于天，此其人心不能行善事，虽行善亦非真善。济世之心争诚伪不争大小，总须出于真挚，量力而行，自有无量功德，上资祖考，下荫子孙。”诸如此类由各地乡绅所作的家训、家规，文字上或许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却将仁义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语比思想家更鲜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训、家规出自各族先人或乡贤之手，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亲切感，能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向导。 士民之循道

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仁义之道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其生活水乳交融。就其基层民众而言，他们的行为虽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却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仁义之道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来。各地的方志、宗谱中，这类记载不胜枚举。这里以明清武昌的一个周氏家族为例。据清代咸丰、光绪年间先后编纂的三修、四修《周氏宗谱》记载，这个家族在元朝末年由江西鄱阳迁入武昌。明初，二世祖周缙任永清典史，代行知县事务。值靖难之役，周缙站在建文帝一方。燕王朱棣称帝后，周缙被捕入狱，其长子周瓛自愿代父服刑。而其次子周琳以长兄应在家中主事为由，态度坚决地去替父服刑，后戴罪立功，战死于沙漠，可谓忠孝两全。其后，这个家族以诗礼传家，耕读为业，后嗣兴旺发达，涌现出不少热心乡邦事务、从事慈善活动、孝老爱亲、遵纪守法之类的人物。

至于士大夫阶层，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要强烈，为了政治信仰敢于做出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如东汉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宦官势力膨胀，把持朝政，“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致使政治局面混乱，社会秩序荡然。这时，以李膺、陈蕃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正直官员挺身而出，同宦官及其爪牙作斗争。以郭泰为首的成千上万的太学诸生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

对于历史上敢于坚持信仰、奋力抗争的人物，宋代的文天祥曾创作《正气歌》予以赞颂。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直到唐代藩镇割据期间的正义之士，时穷节乃见，是因为他们正气在身，“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而文天祥本人同样充满浩然之气，他坚定不移地保卫南宋江山，拒绝投降，“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录》）。在《过零丁洋》中，又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在他死后，人们还从其衣带上发现他的绝笔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