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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处罚令程序

作者：陈在上

来源：《行政与法》2012年第11期

摘 要：刑事处罚令程序由法官通过书面审以签发刑事处罚令的方式在短期内结案，对提高轻微刑事案件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意义重大，也是简易程序实现方式多元化最为有益的探讨之一。我国客观真实主义的传统、书面审经验的丰富、量刑建议的规范化、辩护制度的完善均为刑事处罚令程序的构建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与制度环境。我国刑事处罚令程序具体构建的思路是：案件范围限定为判处缓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为益；启动权应该交给检察机关，法院具有决定权，被告人具有程序否决权；具体审判组织是基层法官独立审判，辅助以有经验的人民陪审员或书记员代为负责前期的审查；在程序救济上，保障当事人的知晓权和处分权，尤其是对被告人判处人身自由刑的时候，更应当及时有效地保障其获得律师辩护人的帮助。 关 键 词：刑事处罚令；轻微刑事案件；简易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2）11-0110-04 收稿日期：2012-08-25

作者简介：陈在上（1975—），男，河南太康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公安部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BFX073。

社会转型时期刑事案件的频发与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冲突与平衡的结果必然促成刑事诉讼程序简繁分流，而且对轻微刑事案件采用更为简易的诉讼程序，也早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①为了适应刑事司法实践对提升效率之亟需，我国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首次在第一审程序中规定了简易程序，并单独作为一章节与公诉案件、自诉案件相对应。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又做出了较大修改，扩大了简易程序案件适用范围，增加了被告人对简易程序适用的同意权，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审判组织方式等均作出了较大修改，并明确了简易程序适用的例外情形。总体来说，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修改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尤其是为了契合“尊者保障人权”的宪政内容，新修改的简易程序适用上更加注重被告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其“没有异议”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要件之一。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②这虽然有利于保障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庭审过程的诉讼化构造的实现，而且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发挥人民检察院的支持公诉和法律监督职能作用”，[1]（p372）但是，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且依法应当处于缓刑、管制、拘役或者罚金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则需要选择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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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的程序，即刑事处罚令程序。从本质上讲，刑事处罚令程序也是简易程序的一种，是轻微刑事案件通过书面审而且检察官不用出庭支持公诉的简易审程序。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构建的简易程序事实上更加类似于普通程序简易审程序，案件范围也几近可以涵盖了所有刑事案件，③根本无法满足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的刑事司法实践需要，而刑事处罚令程序恰恰能契合构筑多元化的简易审程序的实践需要。

一、我国建立刑事处罚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刑事处罚令是最先由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规定在一些简单、轻微刑事案件中适用的一种简单审判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需要对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或者缓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目前，这种对简单、轻微刑事案件适用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已经被德国、意大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所采纳。[2]由于刑事处罚令程序主要是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的情形下适用，更加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更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且在我国也已具备构建刑事处罚令程序的实践经验和制度保障。 （一）必要性

首先，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随着程序正当化的不断推进，个案完全经历刑事诉讼的过程必然延长，必然以司法资源的大量投入以及诉讼当事人的诉累增多为代价，轻微刑事案件常常是事实清楚、案情明了，长时间拖延既不必要、也与公正相悖。“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对轻微刑事案件久拖不结，不仅仅损害及时性原则，损害司法效率，而且会导致更加不正义。其次，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是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有赖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简繁分流，这既符合刑事诉讼的实践理性，也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司法资源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资源，因此，在任何国家权力的构建中，司法资源也仅能作为相对资源而存在，而且司法资源中的专业性需要促使司法资源变成了昂贵的资源，因此，其人财物的投入必然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刑事司法资源的配置直接影响着刑事案件的处理效果，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投入较少的司法资源，既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也能保障把司法资源投入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中。再次，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轻微刑事案件常常发生在熟人社会，更加亟需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生活的法制秩序，与普通刑事案件同等用力，尤其是长期未决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不利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保障被害人及时获得赔偿，无法使当事人双方尽快复归到犯罪发生前的和谐生活状态。最后，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也是丰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制度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第208条-215条规定的简易程序将适用案件的范围“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予以删除，而扩大到所有基层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的案件，这样的规定在具有较多积极性因素的同时，却忽视了轻微刑事案件由于“更为简单明了的本性”而应适用更为简易程序的现实，而刑事处罚令程序的适用就是丰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成为构建多元化简易程序实现方式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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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能性

构建刑事处罚令程序促使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解决在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践经验和制度保障。首先，我国客观真实主义传统能够保障侦控机关为刑事处罚令的适用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据条件。以公诉权为主体的大控方在现代刑事诉讼控诉职能的发挥上具有一致性，而且以提起公诉的主体具有主导性地位为体制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对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享有法律监督权，而且在刑事诉讼的具体过程中，侦查阶段的批准逮捕权、审查起诉权以及不起诉权的享有也使得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着合法性的规范与制约。尽管法律也规定了侦查机关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的复议、复核，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最为主要的态势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相关行为的监督，而公安机关的制约反而更加促使检察机关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力求客观公正。因此，在以公诉权为权力依据的大控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秉承的客观真实义务为适用刑事处罚令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条件。其次，我国法官书面审的丰富经验也为刑事处罚令的签发提供了适格主体。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仍然贯彻“配合制约”原则，而控方的权力在权力格局中更为强大，因此，控方的证据在权力架构中更容易被法庭采纳成为裁判的依据。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为了消除庭审的形式化，增加庭审的对抗性，把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的证据材料由“全案移送”改为“主要证据复印件”。由此，辩方获得的辩护资料大为减少，在控方的“突袭证据”攻势下，庭审对抗式改革的初衷难以实现。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又将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起诉材料的方式改成“全案移送”，这样做的好处是保障辩护方获得充足的指控证据信息，然而此种做法必然导致法官的审前预断。而且这种预断一旦形成，显然是对适用普通审程序的刑事案件之辩方合法权益的维护形成障碍。但是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而言，由于法官的审判方式就是通过不开庭的书面审程序签发刑事处罚令，因此，检察机关向法院全案移送证据资料就显得尤为必要。我国刑事司法裁判中，法官已有书面审经验为其签发刑事处罚令提供了适格主体性经验。再次，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发展为刑事处罚令的构建提供了实践经验。近几年来，为了改变“重定罪、轻量刑”的司法弊端，量刑规范化改革逐渐兴起，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就量刑建议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8月下发《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点参考稿） 》对量刑建议试验点作出了明确指导。在试点经验积累的基础上，201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在全国范围内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出指导性规范。同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量刑程序意见》中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已成为指导我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构建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处罚令程序，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但是应当给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和充分论证量刑建议的具体依据，这样才可以使法官对轻微刑事的具体裁判内容掌控得更具体。因此，近几年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也为轻微刑事案件构建刑事处罚令程序提供了实践经验。最后，辩护制度的完善为刑事处罚令程序的构建提供的较为成熟的司法环境。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之一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强化，赋予其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权利。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大多数本科院校均设有法学专业，法律专业人才逐年增多。这种现象必然为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适用刑事处罚令程序提供必要的司法环境支持。 二、我国建立刑事处罚令的具体程序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