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6/26 20:43:43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2010 年 6 月六级真题 Passage One

发达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不能保证提供用于照料新生儿的带薪休假。去年春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澳大利亚——放弃了这种令人质疑的殊荣，建立了自 2011 年起开始实施的带薪家庭休假制。在美国这并没有成为新闻，我并不感到意外——现在我们是唯一没有这项政策的富有国家。

美国确实有一个明确的家庭政策，这就是于 1993 年通过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它规定要照料新生儿或处理家庭医疗问题的工人有资格享受时间长达 12 个星期的不带薪休假。尽管此法案带来的利益不明显，但当时商务部和其他一些商业团体都极力反对，称其为“政府负责的人事管理”和“危险的先例”。事实上，民主党领袖一直都致力于将能促进工作与家庭关系平衡的措施形成法律条文，但每一次的努力都遭到了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

正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 Anne Alstott 所辩解的那样，要肯定父母关爱的作用就要将家庭定义为一种社会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要为此埋单。在她的书《无路可走：父母对孩子的亏欠以及社会对家长的亏欠》中，她认为父母在生活的多个方面都肩负重担：在谈到孩子的话题时，父母们“无路可走”：“社会希望也需要家长们能不间断地照看好他们的孩子，而且是人类用以开发智力、培养情感和树立道德的那种深度的、亲密无间的照看。社会还希望并需要父母们能坚守这一角色，18 年如一日，如有必要，甚至还可以更长。”

大部分父母出于爱都会照顾孩子，不照顾孩子的父母则会受到公众的处罚。换句话说，父母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家所密切关注的问题，原因很明显，照顾孩子不仅从道德上来说是迫切的而且对这个社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国家在大多数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法律中都认可了这一点，而父母们在履行社会所强加给他们的、会改变其命运的义务时得到的帮助却甚少。把养育孩子视为个人选择、集体没有责任的做法不仅仅忽视了良好家庭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而且会抹杀这部分社会效益，因为当今天的孩子成为明天的具有生产力的公民时这部分社会效益会属于整个社会。实际上，据估计父母对孩子投入的价值，包括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包括失去的薪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0%—30%。如果这些投入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很明显能产生——那么为家庭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所带来的效益将会更加显而易见。

Passage Two 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研究中心(CIRCLE)一份新的调查显示，现在有比以前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投票选举，美国发展中心 2008 年的一份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和活动家开始支持传统的自由事业。但要看出这些调查数字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并非易事。在总统竞选期间，巴拉克·奥巴马以希望和改变为宣传口号组成了不同种族之间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人们的联盟。当新一届政府执政下的现实生活步入正轨的时候，有些支持者可能会大失所望。随着国家进一步走入奥巴马执政时代，参与政治的年轻人是会继续支持奥巴马及其施政议程还是会渐行渐远？

“O（奥巴马的简称）一代”是《新闻周刊》新开的一个博客，致力于记录那些支持奥巴马的年轻人的生活。“O 一代”的作者们想就上面的问题做出回答。未来的三个月，Michelle Kremer 和其他 11 位年龄从 19 岁到 34 岁不等的奥巴马支持者将会用博客来记录美国社会的主流生活，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将他们所有的观点和经历与新任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紧密结合，这些博客作者试图开启一场对话，探讨在当今美国，年轻并且在政治方面活跃到底意味着什么。24 岁的 Malena Amusa 是该博客的一位作者，也是来自圣路易斯的一位舞者，她将这一项目看做是即时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Amusa 今年春天为了完成其著作前往印度，后来又去塞内加尔教授英语，她和她的朋友一直在谈论奥巴马当政会如何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她希望把其中的一些观点和她的全球性视角写到帖子里。她很兴奋，要看清楚世界，“我不必等上 15 年”，她这样解释说。

Henry Flores 是圣玛丽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将年轻一代的政治力量归因于他们对科技的拥护。“网络使他们接触到更多的思想，”他说，“不同地区想法相同的人们就会聚到一起。”这正是“O 一代”博主们所期待的事情。结果可能会出现一群年轻人，就像他们在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父母一样，伴随一种强烈的目的感而成长，他们也会改变此前从“X 一代”人身上所继承下来的冷漠形象。由一群普通但有抱负的年轻人来管理博客是个不小的挑战，但“O 一代”的成员能胜任这项任务。

2010 年 12 月六级真题 Passage One

在20 世纪初，没有什么能比科学知识所预示的前景更有吸引力了。在一个力争高速工业化的世界里，科技似乎能为任何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新成立的州立高校几乎都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科学上确定无疑的事不但能解决科学问题，还能改革政治、政府和商业。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动摇了很多人对于仅靠科学知识就能创造一个繁荣而有序的世界的信心。二战以后，学术界对人文研究产生了新的热情，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保证民主生存的方法。美国学者——在福特基金会和富布莱特奖学金等的支持下——分散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促进文学和艺术教学，以便为民主自由提供理据。

在当今的美国，教育面临的极大的挑战是努力加强现在我们所知的主干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教学。现在存在着一种相当大的、十分合理的担心就是，美国在这些基础学科上落后于很多其他发达国家。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地区似乎正占据着技术领先优势。

与此同时，人文学科——尽管在精英高校还很流行——似乎正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巨大的衰退。人文学科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不仅是政府和各基金会投入不足，各学术机构本身对其投入也不足。在大多数院校，人文学科教职员的收入通常处于最低的行列之中，而且常常也不被重视，因为他们不能带来经费收益，也不能给大多数非学术的职业提供显而易见的资质。

毫无疑问，美国教育应该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政客们有关美国大学状况的担忧多集中于“真实世界”教育的缺失——就是说，为专业和科技职业生涯所做的准备。但是高校和学生必须在人文学科和科学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科技知识，我们的社会不能生存，但是没有人文知识我们同样会贫困。科技让我们明白我们能做什么，人文思想则会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做什么。

如果不考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建造我们这个缤纷世界的丰功伟绩，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也请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定义我们的文化和价值的伟大著作，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两样东西，我们曾经一直很需要，我们将还会需要。

Passage Two 还会有另一个爱因斯坦吗？这是在一整年的爱因斯坦纪念会上暗流涌动的话题。科学家说新的爱因斯坦即将出现，但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毕竟，爱因斯坦和他最接近的抗衡者艾萨克·牛顿的时间间隔是 200 多年呢。

很多物理学家说，下一个爱因斯坦还没有降生，或者现在还是个婴儿。这是因为对一个能够解析所有自然力量的统一理论的要求已经将现在的数学推向了极限。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必须有新的数学出现。

但是研究人员说，有很多其他因素会阻碍另一个爱因斯坦的马上出现。

其一是，现在的物理学界已是今非昔比了。在爱因斯坦的时代，全世界物理学家区区几千人，那些在智力上能与爱因斯坦不相上下的理论家也是屈指可数，连一辆有轨电车都装不满。

教育也不相同。爱因斯坦所受的教育中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十几岁时读了几年哲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康德、叔本华和斯宾诺莎的书。哲学教给他如何去独立和抽象地思考时间和空间，很快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哲学家。

“在我看来，哲学洞察力产生的独立性就是区别一个纯粹的工匠或者专家与一个真正的真理追求者的标志，”爱因斯坦在 1944 年写道。

他还是一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音乐和数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经常在疯狂地拉小提琴的过程中思考一个很难解决的物理问题。

如今，大学造就出数百万名物理学家，科学方面没有给他们很多工作，于是他们走向了华尔街和硅谷，把分析能力用于更实际、更有回报的事情上。

“也许今天有一个爱因斯坦，”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 Brian Greene 说，“但是对他来说，为人所知却是更困难的事。”

尤其是考虑到爱因斯坦当时提出的理论。 “时间和空间的实际构造是弯曲的？天哪，多么奇特的想法！”格林近期在阿斯本研究所的一次集会上说道，“它会让一种人冥思苦想，因为他相信他会找到解决办法。”

或许最好的例子是爱因斯坦在他的“奇迹年”1905 年写下的五篇论文。这些“思想实验”是一页一页的计算，是由一名当时很不出名的人物署名投给了著名的期刊《物理学年鉴》。里面没有注释，也没有引用。

如果是现在，这样的一份投稿会怎样？ “我们收到很多这样的论文邮件，”格林说，“我们都把它们放进垃圾邮件里。”

2011 年 6 月六级真题 Passage One

在关于非法移民争论的中心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移民对经济有利还是有弊？多数美国公众认为移民是有害的。而多数经济学家则一致认为，无论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对经济都有小幅的净推动作用。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从农产品到新房的各种物价，使得消费者口袋里可以多存一点钱。那么，在人们关于移民对经济的作用的观念及事实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分歧呢？

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说法。有些人争论说，面对新的劳动力的涌入，人们会感到焦虑与受到威胁。也有些人强调无证移民对学校、医院、监狱等公共设施造成的压力。还有一些人强调种族的作用，辩解说外来者增加了民族的恐惧和不安。这些辩解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充分证明移民对经济就是有害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可以想想人们是怎样感受移民的影响的。虽然总的说来它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其利弊对于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David Card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经济学家。他发现直接从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最大的是一些企业及雇主，例如，内布拉斯加州的肉类加工厂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企业。毫无疑问，生产商节省的部分可能会转变成杂货店里低廉的商品价格。但有多少消费者在结账时能想到这一点呢？受到非法移民的弊端的影响的人也集中于某一群体。外国劳力的竞争对本土低技术工人的影响最大。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George Borjas 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移民使美国高中辍学者的工资降低了 9%。

然而，对于高技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雇员，在拥有最多移民而且社会服务较好的一些州的反对之声是最强烈的。换句话说，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移民带来的财政负担。此结论通过另一个发现得到了强化：当财政负担减轻时他们的反对似乎也就缓和一些。20 世纪 90 年代福利改革限制了移民享受某些福利后就是这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争论非常热烈，移民产生的净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即使对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来说，比如，低技术工人或者加州的居民，影响也不是很大。俄勒冈大学政治学教授 Daniel Tichenor 说：“不满的声音往往会主导人们的观念。但是，综合所有的因素，经济学家统计出数据，结果是移民的作用最终是积极的，只是很小而已。”糟糕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Passage Two

想象一个典型的 20 年前的 MBA 课堂的场景。在那里，大部分学生符合那个时代的标准模式：男性、中产阶级、西方人。但是如今走进一个教室，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首先，你会注意到有很多女性，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炫耀说，他们新录取的学生中 40% 是女性。同时，你也会看到众多不同种族和几乎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同国籍的人。

因此，大家也许会不禁想到，旧的隔阂已经被破除，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然而，这种表面的多样性正逐渐演变成一个面具，掩盖了一种新型的一致性。在不同的性别、肤色和母语背后，隐藏着共同的态度、期望和野心，这些都是未来的商业领袖会被打造得一模一样的隐患。

多样性似乎并没有帮助解决商业领导的根本弱点。所以为了培养更多有能力的商界管理者，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副院长 Valerie Gauthier 表示，关键在于 MBA 课程招收学生的操作过程。目前，选拔候选人的标准相当狭隘，如之前的学术和职业成就、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再加上学校关于一个多样性班级应该是什么样的定义，造成的结果是护照、民族血统和性别都可以成为影响因素。但是学校很少深入研究以找出什么才真正能使候选人成功，从而创造一个也包含多样性的态度和方法的班级——按理说，在商业环境下，只有这种多样性才是真正重要的。

Gauthier 教授认为学校不应只是从传统行业，如银行业、咨询业及工业来选择候选人。他们也应该寻求具有政治科学、艺术、历史或哲学背景的个人，这可以使他们把商业决策置身于更广阔的背景中去。

事实上，对于这种多样性可能会培养出来的更全面的商业领导人，似乎是有需求的。领导力发展公司 Mannaz 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过去的暴徒式的首席执行官可能没有完全根除，但已存在向不很强硬的管理风格的明显转变——至少在美国和欧洲是如此。Mannaz 公司表示，也许最重要的是大公司对更加协作的管理模式有越来越浓的兴趣，如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盛行的模式，它们谋求领导方式上的软硬结合和提倡授权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