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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生存状态

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这个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的美学高峰期，这个我们称之为“魏晋风度”的人文精神和特定氛围，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世说新语》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为我们再现了魏晋文人的悲空玄隐，放达潇洒的生存与创作状态。 独特的时代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时代精神，这种为魏晋文人所崇尚的精神让魏晋文人的生存状态让任何其他时代的人都予以惊诧，尤其是《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与事。以下将从最基本的“吃、穿、住、用、行”到精神活动来看魏晋文人的个性生存状态。

一、在吃的方面，药与酒成为魏晋文人的生活必需品。 除了正常的吃饭外，魏晋文人吸收庄子有关养生的理论，结合道教的修炼、长生、登仙的理论和中医的养生术，再加以阐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养生理论。人们为了追求益寿延年，甚至是“长生”，除了注意普通药物的调理之外还服食一种叫做“五石散”的药。《世说新语》里就有好几处提到魏晋文人服药的故事：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任诞》） 此外，酒也伴随着服药的流行而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它和药一样，是魏晋人必不可少的养生药和生活品。《世说新语》里提到“酒”的地方就有103处。饮酒成为一种雅的表现，也是魏晋文人的精神乐园。刘伶、阮籍等就是当时有名的饮者。 二、在穿、用的方面，极尽妆饰之美与袒露之风两种极致成为时尚。

《世说新语》中，有不少关于当时士族服饰的描写。从《世说新语》记载来看，当时士族显露风流的“行头”主要有巾子、宽衣、小、绔褶、木屐等。这些原本都是下等平民所著之“贱服”，到了魏晋士族那里却成了时髦的象征、放达的标志，他们借用这些服饰的“贱”的外型，表达一种不拘礼法任情肆意的心理意识，有其特殊的服饰语言，“粗服乱头亦风流”。魏晋士人在清谈时要用到的装饰物如麈尾如意、香囊、覆手等，须臾不离身边。这些特殊的饰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麈尾几乎就是清谈的象征，善于清谈的名士被称为“麈尾之流”，清谈又被称为“麈谈”。手挥麈尾、口吐玄言的名士形象是当时士林的风流典范，如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令士人欣羡不已[1]。

另外，如果说魏晋名士的裸袒之风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因素，或者说它对士族文人的精神品格有什么正面和积极的意义的话，那么《世说新语》的慧眼之功，也是不能抹煞的[2]。《世说新语?任诞》所载阮籍自谓“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话中，分明可以看出作为他一系列任诞放达行为的组成部分，其裸袒行为虽然不像祢衡政治色彩那么强，那么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但反礼教的初衷却是十分鲜明的。更为重要的是，阮籍等人包括裸袒在内的放诞之风，有着更高层面的形而上的精神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把握住《世说新语》对于魏晋裸袒之风的基本态度。对于元康贵族子弟以穷奢极欲为目的的裸袒之风，刘义庆等人是持否定和消极的态度的；而对于像祢衡那样的带有以忠抗奸色彩和阮籍、刘伶那样作为玄学精神的形态表现的裸袒行为，刘义庆等人则不无彰扬和肯定之意。

三、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方面，婚恋生活与个体存在也开始被关注。

随着婚恋生活对世俗的挑战，妇女从“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渐渐获得了新生，涌现了众多贤惠聪颖的妇女形象，其中许允妇最为典型：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