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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与良渚文化 计本081 邱超 200805015123

旅游文化蕴含真实的历史文化。历（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树林。汉代徐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它社会现象。”（英国.IB.泰勒）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应该“真实”，这种真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靠拉几个“洋专家”，“土权威”捏造、篡改的历史。在这场“丝路起点”争论中。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易学考古研究所所长蔡运章在古籍《穆天子传》找到了佐证：西周时期穆天子从洛阳出发，西游到昆仑山会见西王母。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佐证”，只能是传说而已，笔者认为并不能构成历史文化的真实场景。获取历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丝绸之路”作为涉及气象、宗教、贸易、艺术等方面的特质“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更应运用现代的考古方法进行科学断定，通过多方面寻找史料，多方论证，才能还原其本真性。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旅游主体、客体、媒介各种关系的总和，在初期表现为旅游资源，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旅游产品。一旦形成旅游产品，其市场商品性随之而来。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的祭坛也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发现良渚文化祭坛的遗址已不在少数，主要有浙江余杭瑶山、汇观山、反山、海宁大坟墩、奉化名山后，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昆山赵陵山等。这些祭坛不仅有堆筑而成的，还有依山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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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瑶山祭坛建于海拔35米的小山顶上，平面呈方形，外围边长20米，总面积约400平方米。祭坛由多色土精心营筑成内外三重，中心部分为红土台，其外是灰土围沟，最外层则由黄褐色斑土筑成（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良渚文化祭坛的规模虽不及高台墓地，但无疑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厚葬显然已成为一种习俗，尤其是用大量精美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玉器来随葬。数量众多的玉器从开采、运输到最后的精雕细琢无疑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巫政合一的良渚社会，玉器尤其是带有礼器色彩的玉器，制作得更是不惜成本，一如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尽管玉器的制作在人力、物力的消耗上不像大型建筑工程那样一目了然，但良渚人无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就良渚文化而言，莫角山遗址也许是唯一一处能体现出一点现实价值的工程。前面所说的高台墓地与祭坛等大型工程不仅是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而且宗教意味浓厚，简言之，是为死人服务的，莫角山遗址好歹是为活人服务的。然而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看，除了活人居住的宫殿外，必有像后世那样的宗庙，再加上高台上的祭祀遗迹，可以说，宗教的成分在莫角山依然突出。莫角山遗址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吴汝祚估计至少需300万个或更多一点人工，这样的规模在龙山时代是很罕见的。良渚人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营筑起来的不过是突兀而起的一个大土台，这也许只能从宗教的角度才能解释得通。试想良渚人如果将营建高台墓地、祭坛、莫角山超大型高土台基址以及精雕细琢玉器的人力与物力都用来建造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那么在长江下游地区，也必像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样城址广布。可惜良渚人为宗教奉献了太多，他们没有这样做，也已无力这样做，这就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的主要原因。

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可以称之为外因，而前面所论的可谓内因。内因起主要作用，但外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外因便是在龙山时代，良渚文化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没有受到大规模战争的威胁。

良渚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根据文献记载，五帝时期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先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然后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华夏集团内部的战争，而涿鹿之战则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次对决。除了像这样的大规模战争外，小的冲突更是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下，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时代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了一批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可以说，城址的出现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兴废与古史传说中苗蛮集团的崛起以及尧、舜、禹征三苗息息相关，并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至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史前城址，或许与苗蛮集团战败以后沿江西迁有关，即文献上所说的“迁三苗于三危”。纵观龙山时代古史传说中的几次大规模战争，其发生地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游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也正是龙山城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良渚文化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古史传说中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记载，从考古发现来看，能反映战争的资料也并不多见。可见在龙山时代，当黄河中下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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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到处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时，长江下游地区并未受到战争的实质性威胁，其中心聚落也一直未筑城垣以加强防御。由于良渚文化的宗教势力异常强大，因此尽管其分布区域很广，但各地出土的玉礼器的类型与形制却基本一致，具有宗教神徽性质的神人兽面纹更是被广泛接受，此外各地高台墓地与祭坛的形制也大同小异，这一切说明在宗教巫术的统治下，各地区尽管有不同的中心，但有着大致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使得良渚文化的凝聚力大大加强，文化认同感大大加强，在没有外来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良渚文化内部之间也不会爆发出大规模的战争冲突。既然没有战争的威胁，那么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城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这也客观上促使了良渚人能够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都投入到与宗教有关的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上。因此，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当别的地区带有城垣建筑的史前城址纷纷崛起之时，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还深深地沉浸在宗教的氛围之中，其中心聚落也就一直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一直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但这丝毫不会影响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因为城址仅就是否带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而言，而与中心聚落的性质并无本质的关系。与文明成就息息相关的是城市，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作为邦国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城址未必就能够成为城市，如西亚巴勒斯坦的耶利哥，早在距今10000年到9000年前就由于军事和其它特殊的原因（如保卫宗教上的圣地圣物等）而修筑了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注：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页。），这样的城址显然不具备城市的要求。中国早期出现的城址，如大溪文化的湖南澧县彭头山古城（注：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古城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以及仰韶文化的郑州西山古城（注：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同样也没有达到城市的要求。就城市而言，也并非一定要带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中国早期的城市体现的主要是政治与宗教上的功能，还不具备贸易中心的性质。正如张光直所言，中国早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注：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尽管没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不能够称为城址，但已初步具备了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的功能。张学海从莫角山中心聚落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墓地与祭坛等一系列要素推论在良渚聚落群中已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莫角山中心聚落已具备王都的性质，莫角山古国已经出现（注：张学海：《论莫角山古国》，《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正如张之恒在对良渚聚落群进行综合研究之后所指出的那样，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已经具备了早期城市的性质。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旅游已成为城市的“名片”，旅游文化更是“名片”的“芯片”。良渚文化位于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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