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6/26 14:27:55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实用理性还是实践理

性？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哲学是以“实用理性”为其存在形态的，或者“实践理性”与“实用理性”在指中国哲学时并不完全加以区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泽厚先生在其历史本体论中所表明的观点。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乃是经验合理性的概括和提升，人类的经验来源于实践。实践是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不但产生了区别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语言、文字、艺术，还形成了系统的相关的理论体系。[1]李泽厚声称，他的“实用”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是在价值层面而非纯理性层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认识不但从实践中产生，并且为生产实践服务，而认联盟识的正确与否，还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可见，李泽厚的“实用理性”和马克思的实践论，无论是认识的来源，还是认识的目的几乎都是吻合的，所谓的“理性”，不过是感性经验的思维抽象，即人类对感性的认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泽厚和马克思的实践论是相一致的。不过，马克思实践论更多强调的是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而中国古典哲学虽然也不反对人类的理性认识来自“格物致知”，但它更注重的是人的精神上的修养和人格理想的塑造。可见，“实用”和“实践”在这里并不能划

等号。因此，李先生称中国哲学为“实用理性”有它的实际问题。还有一部分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传承的角度，通过“实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比分析，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自身性格具有的特色，反对理论界用康德的“实践理性”对中国哲学作诠释，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一种误读”[2]。这种说法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为参照，并与“实用”相等同，但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实践”相区别。后者是正确的，正如邓晓芒先生分析的那样，康德的实践理性“跟感性世界没关系，涉及物自体的问题，是人的自由、人的实践能力、人的意志、人的欲望等问题。人本身不是从认识出发，不需要积累大量的经验，然后才有意志，才有欲望，而是一开始就有的”[3]。也就是说，人的实践认识是先天就具备的，而不是后天从感性或经验中获得。这一点与柏拉图的绝对的“理念”和中国宋明时期理学家的“理”的范畴倒有几分相似。那么中国哲学的特性是“实用理性”还是具有“实践理性”？本文试以中国哲学基本概念的本源性为视角，通过“实用理性”和“实践理性”本身及相关的概念及范畴的梳理和分析，并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价值层面的意义，借助史与思、理与逻辑的结合，还原两者所蕴含的内在本质，以期对此问题有个客观实在的解答。 一、理论与理性

就根本含义而言，“理”，指的是客观事物自身运作的次

序、事物或事件存在的根本规律;“论”则有分析判断之义。理论就是社会实际生活中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实践有系统的认识通过思维的综合上升而形成的认知结果，它是以形而上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李泽厚先生所说“理性”其实就是“理论”，因为他给“实用理性”所作的解释就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一种有系统的概括。但这种“实用理性”和我们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具有本质区别。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解释，首先，他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或者称为纯粹理性和一般理性[4]：理论理性不是通过实践的反思而成，亦非推理而得出，在康德看来，它实际是人先天具备的，类似部分儒家学者对心的本然之性的认识，“心生而有知”，“凡以知，人之性也”[5]。“知”是心本然的一种认知能力。可见，康德的理性并不等于理论。不过，理性和理论不可截然分开。没有理性的存在，理论是无法形成的，没有理论，理性自身存在的开显也成了问题。其次，如果说李泽厚的理性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康德的理性却隐含着对人类知识发展的一种导向，引导着人们对知识的无限诉求，同时内藏着对人生未来的一种向往，因而精神价值上的意义是凸显的。这也正是康德的实践理性理论出现的原因所在，它回答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哲学方面所提出三个问题之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我应该做什么？”即人类的实践。由于它出自个体本性的自觉，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