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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浙西时期诗歌创作新探
作者：傅绍磊
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15期
摘 要： 浙西时期，白居易反思自己的政治能力，对政治有了清醒的认识，深切感受到了人生无常，产生了知足的思想，中隐的观念也得到了强化；受此影响，诗歌创作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关键词： 白居易 浙西时期 诗歌创作
长庆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四年，回洛阳，宝历元年，出任苏州刺史，大和元年，回洛阳，三年，分司东都，正式退出政治中心。杭州、苏州属浙西，浙西时期是白居易从思想转型到正式退出政治中心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白居易的后期思想逐渐形成，诗歌创作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诗歌创作是白居易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所以，研究浙西时期诗歌创作不但具有诗学审美意义，而且是认识白居易后期思想的最重要的途径，本文以文学和思想互动影响为基本语境，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白居易浙西时期的诗歌创作。
陈寅恪先生认为：“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此纯属消极，与佛家之‘忍辱’主旨富有积极之意，如六度之忍辱波罗蜜者，大不相侔。故释迦以忍辱为进修，而苦县则以知足为怀，藉免受辱也。斯不独为老与佛不同之点，亦乐天安身立命之所在。由是言之，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至其‘知足不辱’之义，亦因处世观物比较省悟而得之。”[1]337通过研究诗歌创作可以发现白居易形成知足思想的时期正是浙西时期，对自己政治能力的反思和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是知足思想产生的基础，知足思想因为人生无常的深切感受进一步强化，于是“中隐”观念逐渐产生。 一
《旧唐书·白居易传》：“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2]4353时在长庆年间，白居易身处政治困境，主动请求外任，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太原一男子，自顾庸且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既居可言地，愿助朝庭理。伏阁三上章，戆愚不称旨。”又如《舟中晚起》：“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唐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
时在长庆二年前往杭州途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白居易的言外之意只是自己难以周旋于复杂的政治局势，而在杭州刺史之后，则是直言自己政治能力不足，如《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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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周殷二判官》：“自问有何才与政，高厅大馆居中央。铜鱼今乃泽国节，刺史是古吴都王。郊无戎马郡无事，门有棨戟腰有章。盛时傥来合惭愧，壮岁忽去还感伤。”《去岁罢杭州今春领吴郡惭无善政聊写鄙怀兼寄三相公》：“为问三丞相，如何秉国钧。那将最剧郡，付与苦慵人。岂有吟诗客，堪为持节臣。不才空饱暖，无惠及饥贫。昨卧南城月，今行北境春。铅刀磨欲尽，银印换何频。杭老遮车辙，吴童扫路尘。虚迎复虚送，惭见两州民。”
白居易的反思与自己对政治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息息相关。在出任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对于政治的认识充满理想色彩，曾自述《新樂府》的创作情况：“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君”是首位，君王英明是白居易理想政治的核心，所以，退居下邽时、江州之贬后，作为翰林学士的政治经历都是当时白居易的精神慰藉。浙西时期，白居易对于君王的政治意义的认识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如《思子台有感二首》：“曾家机上闻投杼，尹氏园中见掇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闇生魑魅蠹生虫，何异谗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白居易对于政治的认识由理想趋向理性，甚至反思自己在元和年间的政治热情，如《留别微之》：“干时久与本心违，悟道深知前事非。”于是，长安在白居易的心目中成为一个祸福难料的是非之地，如《郡中即事》：“遥思九城陌，扰扰趋名利。今朝是双日，朝谒多轩骑。宠者防悔尤，权者怀忧畏。为报高车盖，恐非真富贵。”
正是基于对自己政治能力的反思和对政治的清醒认识，白居易逐渐知足，出任杭州刺史，白居易的知足来自远离纷争的欣喜，如《咏怀》：“昔为凤阁郎，今为二千石。自觉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虽在疏远，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事有得而失，物有损而益。所以见道人，观心不观迹。”在苏州任刺史，知足则是理性的感慨，如《题新馆》：“曾为白社羁游子，今作朱门醉饱身。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重裘每念单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新馆寒来多少客，欲回歌酒暖风尘。” 二
政治上的退守让白居易关注的焦点逐渐集中到人生上，“为己”取代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长庆二年，白居易年过五十，环顾周围，亲友离世，物是人非，人生无常的深切感受强烈地冲击白居易的灵魂。
《商山路有感·并序》载：“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时刑部李十一侍郎、户部崔二十员外亦自澧、果二郡守征还，相次入关，皆同此路。今年，予自中书舍人授杭州刺史，又由此途出。二君已逝，予独南行；追叹兴怀，慨然成咏。后来有与予、杓直、虞平游者，见此短什，能无恻恻乎？倘未忘情，请为继和。长庆二年七月三十日，题于内乡县南亭云尔。忆昨征还日，三人归路同。此生都是梦，前事旋成空。杓直泉埋玉，虞平烛过风。唯残乐天在，头白向江东。”《宿荥阳》：“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向荥阳宿。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旧居失处所，故里无宗族。岂唯变市朝，兼亦迁陵谷。独有溱洧水，无情依旧绿。”时在前往杭州途中，伤感与欣喜并存，实际上是同一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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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状态的两个侧面，政治上的退守一方面让白居易远离纷争，不再受到政治的束缚，获得身心的自由，所以欣喜，另一方面让白居易失去人生的寄托，从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孤独体验，所以伤感。
这样的孤独体验在浙西时期并没有消失，如《南亭对酒送春》：“同年登第者，零落无一分。亲故半为鬼，僮朴多见孙。念此聊自解，逢酒且欢欣。”《悲歌》：“白头新洗镜新磨，老逼身来不奈何。耳里频闻故人死，眼前唯觉少年多。塞鸿遇暖犹回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独有衰颜留不得，醉来无计但悲歌。”《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唯无薛秀才。”亲友离世是白居易孤独体验产生的直接原因，对此，白居易以诗酒排遣，但是，这只有缓解意义而难以彻底摆脱孤独，久而久之，对亲友的怀念反而变为一种更加抽象而普遍的人生无常的深切感受，诗酒不但难以排遣，反而强化了这样的感受。如《狂歌词》：“明月照君席，白露沾我衣。劝君酒杯满，听我狂歌词。五十已后衰，二十已前痴。昼夜又分半，其间几何时？生前不欢乐，死后有余赀。焉用黄墟下，珠衾玉匣为？”
受此影响，白居易的思维逐渐单一而内向，突出表现为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和对空间转移的漠然，从杭州到苏州，白居易感受到的只是年华老去，如《花前叹》：“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岁课年功头发知，从霜成雪君看取。几人得老莫自嫌，樊李吴韦尽成土。南州桃李北州梅，且喜年年作花主。花前置酒谁相劝，容坐唱歌满起舞。欲散重拈花细看，争知明日无風雨？”时间难以静止，往事已矣，来事难料，只有正在经历的今事才是真实的人生，人生无常强化了白居易的知足，如《对酒自勉》：“五十江城守，停杯一自思。头仍未尽白，官亦不全卑。荣宠寻过分，欢娱已校迟。肺伤虽怕酒，心健尚夸诗。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犹堪三五岁，相伴醉花时。” 三
元和十三年，白居易作《江州司马厅记》，提出“吏隐”，大和三年，作《中隐》，总结“吏隐”，由此“中隐”正式形成。对于后期的白居易而言，“中隐”在知足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不但是人生哲学，而且是生存状态，学界对此颇为关注。但是，浙西时期作为白居易“中隐”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还存在误解，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洪迈《容斋随笔》载：“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它人亦然。”[3]921赵翼《瓯北诗话》载：“香山历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见于诗。”[4]43可见，白居易在意俸禄极为明显，已经为人所知，浙西时期，尤其如此。如《自宇航归宿淮口作》：“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自问行何迟》：“还乡无他计，罢郡有余资。进不慕富贵，退未忧寒饥。”《题新馆》：“曾为白社羁游子，今作朱门醉饱身。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杭州、苏州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上州，繁荣富庶，刺史俸料钱优厚，这是白居易“中隐”产生的直接原因[5]76。
蹇长春先生认为白居易的知足也有儒家的渊源，颇有启发意义[6]415-421。经历了元和、长庆政治困境的白居易想要远离政治纷争，摆脱名利束缚，但是，并不意味着否定现实，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