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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者：张学英
来源：《今日中国·中文版》2011年第10期
天津滨海新区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最具潜力和活力的现代化新区之一，为天津创造出历史性的机遇，引起国人乃至世界的关注。滨海新区的发展又将面临怎样的未来?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发改委长三角、京津冀规划咨询专家周立群教授。
今日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十一五”期间GDP连续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您认为促使这种快速增长的内外动因是什么?
周立群：滨海新区在“十一五”期间始终保持20％的增速，这一速度在全国来说也称得上高速。根据我们的研究，预计“十二五”期间，滨海新区经济依然会保持这一增长势头。原因有四个：一是滨海新区的前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84年，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长期孕育和积累，也到了该爆发的时期；二是天津市整体上的产业东移至滨海新区，如冶金、纺织等旧有的产业；三是虽然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滨海新区在“十一五”期间发展依然借助了国家4万亿元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政策，完成了自身的产业升级和产业替代，布局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云计算等等。到目前为止，滨海新区已基本奠定了高水平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的基础。四是作为国家“第三增长极”，受惠于中国整体改革开放的发展重心北移，也就是滨海新区抓住了国际资本、产业的重新调整洗牌和国内产业从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地区转移的机遇。2010年滨海新区围绕区域主导优势产业，引进了近200个大项目。重点投资领域集中在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中。应该说，滨海新区的高速发展是具有可持续性，产业的优化、升级和替代，为“十二五”以及今后十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今日中国：我们看到很多评论，“在滨海新区推行的多种改革中，行政体制改革是力度最大的”，请您详细谈一谈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新区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发展一体化指的是什么，它们又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周立群：2009年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撤销、合并，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区设立之初，行政体制改革就被提上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是新区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困扰滨海新区很久的事情。一方面，在最初的阶段3个行政区间的资源不能有效调配，而且3个行政区和功能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等)之间贫富差距大，区内发展不平衡。开发区、保税区产业密集，经济总量大，生活改善明显，而行政区以汉沽区为例，因为区域内大面积是盐碱滩，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另yy面，项目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甚至引发各区之间的相互竞争。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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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协调统一，因此破除体制障碍是最为关键的步骤。以规划布局为例，滨海新区153公里的海岸线如今划分成三段，北部汉沽段为生态渔业旅游岸线、塘沽段为城市港口岸线、南部大港段为工业岸线。也就是说，工业要向大港区集中。汉沽要放弃发展工业，塘沽区要少搞工业，主要功能是商贸居住，成为滨海新区的中心城区。这种空间布局，打破区域界限，形成资源整体配置，现在贯通南北东西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在建设方面，无论是商务区，高新技术园区，还是工业区、生活区等等，现在都实行统一建设，统一规划，不允许在规划外的私搭乱建。
由此，各区域间分工定位明确，每个片区都能释放自身优势，并改变了以往区内恶性竞争的格局，成为良性互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政体制的协调统一也促进了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保税区、经济开发区等功能区主要以发展产业为主，社会发展事业全部交给汉沽、大港等原有的三大行政区，行政区已经类似为社区，主要负责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包括社会保障、街区建设、教育、医疗等等；此外，原来三个行政区域所承担的政府行政决策权，现在都统一到滨海新区的相关政府部门，由滨海新区的相关部门统一制定招商政策、产业发展政策，从而更加确保了规划、建设、发展的一体化思路。行政效率的提高，从投资增加速度就可以看出来，“十一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2.6％，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万亿元，超过了前十个五年计划投资的总和。
今日中国：天津滨海新区现在与老城区在工业布局、产业转移、城市建设、发展方向上存在怎样的差别与联系?
周立群：随着天津工业及发展重心东移至滨海新区，2010年新区的经济总量占天津市的55％，而且对天津的整体拉动力也在逐步增强。但是带来的问题是老城区“空心化”，不仅仅是工业由于受到各种资源的限制，迁往新城区，与工业相关的资源、人才’要素都向滨海新区集中，因而新区也成为增幅最快、活力最强的地区。空心化的老城区直接面临的就是财政不足。天津市目前在调整老城区产业的定位，目前有三方面举措，其一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其二，发展楼宇经济，在吸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打造新的文化和商业圈；其三，中心城区增强对滨海新区的服务，发展教育、医疗卫生、高级住宅等等。
今日中国：作为“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评论认为“滨海新区在当前的产业结构、布局上与京冀有所重复”，您认为三者应如何加强分工合作，才能真正促成京津冀发展的协调统一?
周立群：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很多专家学者也都在进行专门研究，这也是我们南开大学滨海发展研究院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京津冀的发展，特别是“十一五”以前，产业同构化问题比较突出，因为地域相连，在发展产业上所用的资源相似。但是到了“十一五”期间，这种同构化现象反而开始弱化了，主要是地区分工开始产生。因为随着同构的加剧，产业之间出现恶性竞争，企业间兼并、淘汰也相继出现，也促使三省市开始选择错位发展，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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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京津冀在“十一五”期间都对自身的战略定位做了调整，其中北京市提出全面建设“国际大都市”，主要任务是着眼建设“世界城市”，推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建设。河北把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到全新的高度，提出做好壮大沿海经济、主动对接京津、利用沿海优势全方位与京津合作，做好产业、人才金融、建设、服务等几大对接，并着力于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天津借助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龙头带动作用，通过大项目、好项目的建设统筹滨海新区、中心城区、涉农区县的全面发展，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生态宜居三个高地。
京津冀的新定位和交通设施的畅通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为深入合作开启了道路。北京启动东部新城(顺义、通州)建设拉近了京津城际走廊的距离，两市发展将北京“空港”与天津“海港”联系起来。天津借助滨海新区的开发吸引和集聚北京的科技资源和产业，通过综合改革试验为北京及北方地区提供金融、物流等服务，并扩大其在东北亚的影响。河北依托、服务京津，并主动与京津产业、人才，科技和金融的对接，为京津冀都市圈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从合作主体看，区域间合作已由政府拓展到市场主体，企业、商会、民间组织间跨地区合作日益密切。合作促进了市场的扩展、畅通了要素流动、延长了优势产业链条、加快了产业集群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