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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07-4-21 3:07:02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孙中山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民革衡阳市委 范 林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从时间上来看，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而言，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从空间上来看，孙中山先生的实践和思想理论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其思想理论道路不仅仅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同样适合与中国处于相同或相近条件的其他国家。孙中山先生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较大比重的现代化思想成分，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蓝图，只要了解一下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的主要构架，就不难从中看出，这个蓝图的绘就，非常明显的吸纳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与治国思想，并将之升华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我认为，将“构建和谐社会”付诸我们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不仅是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的最好继承，也是对孙中山先生的最好纪念。为此，本人结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从孙中山先生思想体系中粗略地总结了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的4个论点，在此与大家共同分享，并望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一，行而知之，实践才能出真知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先行后知”、“不知而行”这一著名论点，对于指导我们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如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明确自己的任务目标，把握自己在经济社会中担当的角色定位，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即实践，“知”即理论，孙中山认为：理论是很难弄通的，实践则是相对容易的，孙中山以饮食、用钱、作文、走路等十件事为例，来证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有这样的实例，例如说话和走路，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说话也有很深奥的理论，这里面包括了语音学和语法学的规律，世界各国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各种语言又有不同的语音规律和语法规律。幼儿从出生到学会说话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决不是先学理论再实践，而是直接跟着母亲学会实践，这就是“不知而行”的办法。同样，走路、骑车都有深奥的力学理论，但是学习走路骑车的办法也都是采用“不知而行”、“大胆实践”的办法，决没有人是靠先学理论再学会走路骑车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不知而行”。他说：“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也，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 因为“知难行易”，所以，要想弄通一种理论就必然要费很大一番功夫，而且即使取得了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还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万一理论不正确，必然要走冤枉路。孙中山先生认为：“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日本五十年成为强国，其当时有预算计划以为强国之本否？无之也！……中国人得半知不能全知，半知不敢为，又无全知，必欲待全知，然后为之。此中国所以停滞不进也。”“又须知国强不能预知，只实行做去便得；若必想知清楚然后做，天下断无此理者。”所以他主张“中国今日不必去求知，但望其有一种可强中国之信仰足矣，有强中国之志足矣”。

孙中山先生的这种“不知而行”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实践”的办法以及“白猫黑猫论”。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 多党合作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世界上并没有先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荣辱与共，携手并肩，同心协力，创建了人民共和国，表明多党合作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这些都是先行而后知的，是合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统一战线理论系统。但是，战争年代的合作与和平年代的合作必定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平年代还会因为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使命而产生旧形式的变革与改良，所以，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无论肩负着何种历史使命，我们都应该以创新的精神，以“不知而行”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具体实践，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行动（也就是实践），只有行动，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行而知之，实践才能出真知，孙中山先生的“行知论”告诉我们，在行动中可以总结经验，在行动中可以吸取教训，在行动中可以完善理论，然后，用经验、教训、理论来修正和完善下一步的行动，如此循环往复，理论得到了系统性的构建，行动也就更具备了有效的结果。

二，与时俱进，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多少年以来，我们曾经听过或者自己亲口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历史的事实也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种科学的原理，对于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创立“三民主义”学说时，就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表达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孙中山先生认为：“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同时他称赞“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马克思所求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比较了各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

孙中山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他最推崇的是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他说：“（马克思）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他照经济原理作透彻的研究之后，便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这种“全凭事实，不尚理想”的科学态度，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孙中山所提倡的 “全凭事实，不尚理想”的科学方法，正是我们今天应该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改革开放前走了那么多弯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连事实都不敢承认的地步，这种人根本上来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孙中山先生敬重马克思，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并非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先生更相信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一些与事实不相符的论断和论点并不盲从，因此，他对马克思根据当时条件下得出的一些观点并不赞同，尤其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孙中山持有不同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孙中山先生则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他认为“把一切生产劳动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是错误的，剩余价值不是仅仅由工人创造的，而是全社会创造的。孙中山

这样提的理由是：工人仅仅生产了商品，工人制造的商品必须经过商人的销售，最后由消费者购买了之后，才能产生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产品如果没有商人的销售和消费者的购买，堆积在仓库里最终报废，那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一件产品如果它的成本是100 元（包括原材料、生产费用、工人的工资等），资本家如果仅仅按 100 元的价格卖出去，那是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之所以能取得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按高于成本的价格，比如以 120元卖出，这多出的 20 元，才是剩余价值。这 20元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从谁身上取得的？是从消费者身上取得的，而消费者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可见，剩余价值是全社会共同创造的

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一百多年前，在那个时代，他们看来可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熟了，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不成熟的。那时的所谓大工业，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标准来看，只配称为大作坊，同样，那时的阶级状况和今天的阶级状况来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在担当起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历史使命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我们行动的重要指南，但是，必须以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绝对不可教条化。其实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不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什么“永恒的、最后的、不变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说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说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其实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认识。

三，合作互助，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通过这条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则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而是主张用阶级合作的办法进行不分阶级的“国民革命”，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但实行的方法不同，因此他说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

孙中山先生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阶级矛盾极为尖锐，根本不可能用阶级调和的办法来解决。他反对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便得不到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失去了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支持，因而他领导的革命只能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孙中山本人也陷入了极端的苦闷傍徨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许多先进青年认识到，用阶级调和的办法不可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爱国青年便转向马克思主义，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并迅速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种政治理论的应用，必然是有其突出的时代特点的，譬如今天，我们如果应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解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肯定是行不通的，而我们应用孙中山先生的“阶级合作”学说来解决，便会觉得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孙中山先生的阶级合作学说，其核心就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追求“和谐共处”，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并且孙先生也深知：这种病态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一部分人不能求得生存因而要起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孙中山认为阶级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他说：“因为社会上的生产力很大，一切生产都是很丰富，资本家固然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钱。像这样看来，资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工人有了大生产力，便为资本家多生产，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