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6/29 12:43:33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对国内几起重大传染病突发事件的回顾与反思

1 引言——从近期安徽阜阳市手足口病严重流行引发的思考

2008年3月份以来，安徽省阜阳市发生了由肠道病毒71（EV71）引发的手足口病，截止到5月5日已报告4466例，死亡22例，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在国内出现如此规模的手足口病流行虽然并非首次（例如早在1983年5—10月间，天津市即曾发病7000余例，流行期间的人群平均发病率为2.02%，而托幼机构的平均发病率却高达23.03%），但这次阜阳发生时间的敏感性与既往有所不同。卫生部已成立了由陈笠部长任组长，高强、刘谦两位副部长任副组长的手足口病疾控工作领导小组和负责协调、救治、防控、宣教的相关办事机构。由省内外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也均赶赴现场投入战斗。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手足口病是以柯萨奇病毒、肠道病毒、埃柯病毒等多种病毒为病原、以患者手、足、皮肤疱疹和口腔黏膜溃疡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急性传染病，侵犯对象以婴幼儿为主，但大龄儿童与成人亦可受染。在上述多种病毒中，柯萨奇病毒A16（CoxA16）与肠道病毒71（EV71）是引发本病最常见的型别。我国自1983年天津市发生流行中首次分离到CoxA16以来至1987年底前各地流行中分离到的病毒也都是CoxA16。1987年底在武汉市发生的一次流行中分离到EV71。而由EV71致病的患儿，临场症状较重，且易出现脑膜炎、脑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愈后较差。

由于EV71手足口病的流行高峰期常在夏季，因而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本病发病数继续升高与流行范围继续扩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报道，安徽省的17个市中，除池州一市尚无病例报告外，其余16市皆有病理报告。其中位居前列的阜阳、淮南、毫州、蚌阜和合肥。另外，国内其他一些省如广东、浙江等近日也有手足口病的报道，疫情尚在发展中。可以认为，这次手足口病的出现与流行，是继2003年SARS、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以后我国发生的又一次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充分思考。

回顾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但迄今为止，为什么传染病依然是引发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次数最多、涉及面最广、后患也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原因究竟何在？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古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不妨对既往已经发生过一些重大传染病突发事件进行简要回顾。

2 国内几起重大传染病突发事件

2.1 1961年新中国首次霍乱流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流行130年的古典霍乱即被消灭。在1961年埃尔托霍乱在广东省首次出现，并已在国内持续流行48年。在29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发病35万例以上，死亡5500例以上（港、澳、台均有，这里暂未计入），其中有少数是1993年开始出现的O139霍乱，目前二者同时存在。尽管每年发病数已明显减少，但仍无任何停息迹象。 2.2 1962年甘肃会宁肺鼠疫爆发

1962年7月26日，会宁县农民郭某在家中养的一只猫突然死亡，3天后即7月29日郭某自觉全身不适，30日发高热，头、胸剧痛，咳血痰，于8月1日死亡。其后郭某的妻子、女儿、儿媳等看护人也分别于8月3日、4日和5日相继出现与郭某同样症状并于8日、8日和11日相继死亡。这期间郭家的远亲近邻来家探病或参与丧事者又有多人以出现同样症状而发病与死亡。至8月14日的16天内，总计发病26例，死亡11例，病死率42.31%；其中首发病例郭某全家11人中有8人发病，7人死亡。疫情共波及4个生产队。这是一起典型的肺鼠疫爆发事件，病人自出现症状至死亡的病程平均3.5天。

事实上，鼠疫在我国一直没有间断，只不过多以腺鼠疫为主，病死率没有肺鼠疫那么高，传播速度没有那么快，在地区分布上主要局限于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区内。 2.3 1978年广东佛山市新中国首次登革热流行

当年5、6月间起始于佛山石湾镇，8月份形成发病高峰并波及到佛山市郊、城区及邻近的南海与顺德二县的28个乡镇，共报告22289例，死亡13例，其中石湾镇发病率最高，为21.24%，其后广东、海南及广西一直有本病发生，并已波及至福建等地。 2.4 1986年戊型肝炎暴发流行

1986年9月，新疆南部地区戊型肝炎暴发性流行，发病119280例，死亡705例，前后共波及23个县（市）。

2.5 1988年甲型肝炎爆发流行

1988年1—4月，上海市居民因食用毛蚶引发甲型肝炎暴发性流行，发病31万余例，该市全部12个市（区）均有发病，其影响波及全国。 2.6 1989年西藏昌都地区炭疽突发事件

1989年3—9月在西藏昌都地区发生炭疽流行事件，共波及5县34个自然村。据不完全统计，发病507例，死亡162例，病死率31.9%，在当地引起恐慌。首发病例是因剥食流产的小牛而感染，全家5口人中有3人发病死亡。发病点多面广，呈现点状流行。 2.7 流脑流行或暴发的潜在危险依然存在

我国是流脑的高发区，解放后自1950—1979年的30年中，全国共报告877万例，死亡57万例。期间1959、1967及1977年出现过3次全国性大的流行，每次持续约3—4年。尽管自1986年以后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对出现暴发或流行的潜在危险仍不可掉以轻心。 2.8 我国是全球流感的主要首发区

在20世纪发生的4次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中，后3次皆首发于我国，即：1957年的甲2亚型（H2N2）、1968年的甲3亚型（H3N2）和1977年的甲1亚型（H1N1）。因此，专家们普遍推测即将到来的下一次世界流感大流行的首发地很可能依然是中国。 2.9 O157：H7流行

1999年4—5月苏、皖突发O157：H7出血性肠炎大范围流行，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者的病死率高达90.8%，全球罕见。至2002年初，已在14个省（区、市）分离到肠出血性O157：H7大肠菌，在8个省（区、市）分离到肠出血性O157：H7大肠菌，在8个省（区、市）发现出血性肠炎病人。 2.10 SARS的流行

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一种由冠状病毒变异株引起的SARS肆虐人类，总计有2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临床诊断病例8422例，死亡916例。其中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共报7748例，死亡829例，分别占全球病例数的91.3%和死亡数的89.5%，因此本次SARS流行的主要受害国依然是我国，而且首发疫源地也被认为是我国的广东省。2004年在全球再没有出现本病流行的情况下，我国又发生了实验室感染事故。迄今为止，SARS依然是疑虑甚多的隐患。

2.11 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发病

1997年3—5月期间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最早使18名香港居民发病，其中6人死亡。2005年10月以后内地在湖南湘潭也开始出现由此病毒（A/H5N1）引发的患者。至2006年10月共在15个省（市、区）报告患者21例，而且其后又有人撰文报告内地早在2003年11月25日即有一士官死于此病。迄今有关禽流感的疑惑点依然不少。 2.12 猪链球菌病的爆发

2005年6—8月，四川资阳市出现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暴发，共报患者204例，死亡38例，病死率19%。疫情波及四川省12个地市的37个县（区）。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报道的最

大规模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疫情的突发事件。在此之前的1998年7—8月期间，江苏南通地区相邻4县即已发生过本病，确诊16例，死亡13例，病死率81.25%。

上述事例反映出我国传染病疫情依然严重。从而说明解放后尽管我们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已取得令人自豪的历史性成就，但存在问题依然不少，值得严肃认真地进行反思。 3 反思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上述疫情的病种不同，各自出现的年代与地区不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以及人们认知背景之不同等因素之影响，每次出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带有普遍性的有下述方面：

3.1 疫情报告方面

缺少及时、准确、全面的疫情报告与发布制度，缓报、瞒报之风普遍存在；对失职、渎职官员缺少应有的问责制；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计划性不强，力度不够，更没有重视他们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批评监督权，从而认为地造成疾病流行期间，马路新闻甚至谣言盛行，出现本可避免的人心惶惶。 3.2 经费方面

经费短缺，预防设施与技术力量普遍薄弱，而且越到基层与农村、越到边远地区越严重。 3.3 应急机制方面

应急机制不健全，也缺少训练有素的应急反映队伍，因而往往延误对突发疫情的及时处理，致使事态扩大。 3.4 卫生法制建设方面

卫生法制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对流动人口管理、生物安全管理、医药市场与血站管理及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管理漏洞甚多，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执行力度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 3.5 卫生资源方面

卫生防病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在卫生资源分配上重治轻防，重城市轻农村，重上层轻基层，重治标而轻治本，重眼前而轻长远，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 3.6 人与环境方面

忽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对环境资源（特别是森林、草原、湖沼、滩涂等）的灾难性破坏，以及对猎杀、贩卖、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放任自流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3.7 国内相关部门协作方面

国内相关部门之间缺少紧密联系与及时交流，特别是卫生部门、兽医部门、农业部门、公安部门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此外，军队与地方之间、科教单位与疾病防控单位之间、防控单位与医疗单位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均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密切的合作机制，有的甚至相互封锁信息，互不往来。 3.8 与国际合作方面

与WHO及相关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中也存在一定问题。

实践证明，只要上述问题依然存在，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风险也就有可能同时存在，只是发生时间早晚的问题。

2003年SARS突发事教育了我们，特别是使决策层面真正认识和体会到传染病的严重危害和与之斗争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从SARS之后的近四年中，我国在纠正长期存在的上述缺欠与隐患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明显成效。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难能在短期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因而我国防治传染病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必须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