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2/27 15:50:05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第六章 田野研究的特征 第一节 田野工作的研究取向 第二节 田野研究的类别选择 第三节 研究性质和田野伦理
章节要点：
由早期人类学家开创和确立的驻在式田野参与观察的工作模式是人类学重要的学科标志之一。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与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调研工作。田野工作本身既包含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手段。田野工作是民族志收集的主要途径，是人类学面对多样性文化建立比较理论的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对其自身文化的理解。
然而如何自然而然的进入田野调查地点呢？这要考虑到我们作为研究者的角色、地位、目的和日后的研究质量问题。田野工作者首先需要明了自身与他者的学术定位及研究取向。人类学研究对象从部落社会转型到农业社会之后，乡村小规模社会研究需要有新的思考；传统的乡村有时是城乡连续体的一小部分，这就促进人类学扩大到大规模社会的调查研究。
问题研究取向和过程研究取向是人类学家的两种主要研究选择类型。人类学者常常带着某一特点的问题做田野工作，在调查中收集被认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资料，通过田野调查寻找人类学的理论切入点，从而获得结论与建议。然而需防止只关心和问题直接相关的要素，而忽略对间接相关问题的注意，以减少围绕中心问题的相关因素之缺失。显然，过程性研究较之前者容更为宽泛和复杂，表现在时空维度上的过程研究决定了它的社区观察的结构性、系统性与多元问题研究倾向。为此，现代人类学的长时段过程研究常常设计在先，尤其是反复性定点或多点的长时段过程研究，人类学家主导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具有深远的文化探索意义。
田野工作之前的理论预设和提出假说是必要的。掌握人类学的理论进程与田野经验是先行良好判断的前提。然而，很多人的经验是，田野工作之前的假说和预设性解释框架也经常被田野中的复杂社会文化情境所否定，这刚好表明人类学田野参与观察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的文化实践意义。
人类学的探索研究、诠释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现代社会，如何把已经获得的部分研究成果转换成国民教育性的和应用性的成果还任重而道远。在人类学家艰苦而悉心的现代田野求证过程中，学术伦理的原则越来越受到重视。人类学家和调查对象是在平等互动的情景中不断认识他者与自我的社会与文化，因此田野伦理和人类学的学术责任不可或缺。
第七章 田野调查方法 第一节 进入田野工作地点 第二节 田野调查方法举要 第三节 田野资料与整理
章节要点：
人类学者从自己的田野研究兴趣出发，选择相应的研究取向并确定主题。在此基础上认定研究对象并需要着手完成田野准备工作。
人类学者以何种方式进入被研究对象居住的社会，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调查结果。通常而言，人类学者可以通过正是行政体制自上而下进入和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进入。由于田野调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人类学者采用何种方式进入田野工作地点并没有固定的形式，有时还要视具体的考察问题和领域的不同而定。但不兴师动众、自然而然地进入田野点的方式是可取的。
即使是今天，田野工作前做好艰苦生活的准备亦是有益的。诚然，现代世界的许多地区的社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并不需要携带过多的野外用品，或者所说的生存问题也不甚显著，但由于文化差异，人类学家遭遇的文化震荡状态依然存在。因此，做理解文化差异的田野实践准备仍是必要的。
参与观察是指人类学者长时段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和非日常的一切活动，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法。参与观察者以当事人的角度观察并理解诸文化事项及其行动的意义，梳理其整个的文化脉络，并加以诠释。因此，参与观察方法的意义首先是提高了从田野工作是中所收集资料的质量；其次是显然提高了民族志的解释力。此外，我们还要区分一下参与观察和观察参与的含义，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家既是田野生活的参与者，又是他人生活的观察者；而观察参与的人类学家则实地调查中体验和观察自己和他人的参与。因此，人类学者和当地人都成为观察和记录的对象，并且强调田野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访谈是通过向研究对象提问或与之交谈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和资料的重要方法。然而，对于报道人的实际访谈技巧和具体方法则由研究者和期望获得的资料而定。人类学的访谈类型可以分成非正式访谈和正是访谈两大类，其中正是访谈又可分为结构性访谈、非结构性访谈和个人深度访谈等。人类学者刚进入社区时，运用谱系法是他们认识当地人群关系和地方社会的重要认识途径。人类学者在围广、人口多的社会从事观察和访谈则需要选取一部分人作为研究对象，这就需要抽样。生活史访谈则提供了社区中个人关于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经验和观点。调查期间，记录调查资料是人类学者的主要工作之一。
当人类学者做完田野调查返回后，田野资料的整理和发表是他的一个重要工作。这当中取舍原则和关系原则需要认真对待。无论是调查还是发表研究成果，人类学者对研究对象、资助者学术职责承担着不同的义务。其中，当地人的权益问题，尤其是知情同意原则尤其需要引起人类学者的关注。
第八章 沟通的意义 第一节 理解语言
第二节 语言的社会文化关联 第三节 交际民族志
章节要点：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包括“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认为这两个方面“彼此互为先决条件”。结构主义是现代语言学的主流，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学。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将结构主义的方法导入未开化社会的亲属组织和神话的研究，提出结构人类学的理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孤立于社会之外，必然与社会文化发生关系。语言与文化历来是语言人类学者研究的永恒的主题，其中语言相对论的观点影响比较深远。由于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之中的社会行为规，因而，语言人类学着眼于社会文化知识和语言关系的研究。传统的有关社会文化知识和语言的研究包括话语分析和交际民族志两个领域。话语分析主要对话语的合格性条件（如连贯、衔接）和语言行为规则感兴趣。而交际民族志把语言意义与带有文化印记的交际事件联系在一起，分析语言在社会文化联系中的使用问题，此外，由于民族接触和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双语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除语言交际外，非语言交际亦是语言人类学关注的领域之一。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相关的国家政策会影响语言的习得和认知，广泛的文化交流将引起语言的变迁，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第九章 游猎、游耕与游牧
第一节 游猎 第二节 游耕 第三节 游牧
文章要点：
游猎采集队群的常见文化因素是：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劳动力分配；频繁迁移；队群频繁迁徙并根据规则的季节变化聚合与分散；互惠式共享；松散而灵活的资源控制权。生态人类学根据他们的迁移、工作时间等素材分析其社会互动，阐述了环境、生计技术和利用资源时采取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环境与文化并不是两个不同方面，而是辨证式的相互关系。
游耕实际是人类适应热带和亚热带林地生态系统的最佳产食方式之一，生态人类学家为这一古老而延续至今的“负面”的生计方式正名。拉帕波特关于仪式循环、牺牲、休战期等保全了自然环境的均衡，维持了地域社群间的秩序，并依据人口关系重新分配土地和资源的著名学说，旨在告诉人们一种值得研究的思路，即在游耕居地总有一套有关文化信仰、人类行为和生态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网络的理论。因此，当我们试图改变这一人类生态系统的时候，任何轻率的举动都应三四而后行。
在那些不利于农耕的地区，游牧降低了人们在不可靠环境中的生存危险。赫斯科维茨、施奈德从社会经济体系入手解释东非家畜联合体是对生物群系的有效利用；在考察努尔人政治制度后，埃文斯-普理查德则指出环境决定了努尔人大部分文化；巴斯将历史资料、生态学概念以及文化资料结合起来的方法，对牧业与农业族群研究贡献甚多。而中国的农牧业交接处，呈现了牧业和农耕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快速涵化过程，引发了土地所有观念变化、异族通婚、家庭与继承制的巨大变化，生态环境过度开发与文化急剧涵化导致在蒙汉交汇地带的双向文化中断现象，远没有达到文化相互适应。
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纷纷将游猎、游耕和游牧民族作为定居化对象看待，忽视了上述三种游徙不定的特定社会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长期磨合达成的整合性文化关联的意义。轻率地决定定居的社会政策，且不考虑社会转换的适应期，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造成了他们的文化生存危机，并已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十章 乡村与城市 第一节 精耕农业与乡村人类学 第二节 城市社会
章节要点：
精耕农业使人们对于生存环境的控制力加强，并能够生产出剩余产品。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文明”在新、旧大陆的许多条件适宜的地区出现。被精耕农业所支持的文明和城市生活导致书写、专业化、大型建筑、道路、艺术、复杂政治体系等新发展相继出现。但是，农民阶层自身常常难以享受到文明带来的好处。
对前工业时代和当代小农社会的研究中，恰亚诺夫的理论认为，小农经济依照农户的家庭人口周期而分化，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规模的大小，人们无需度量农户部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利润，因此证明了小农经济不能以资本主义学说来解释的结论。进一步的研究注意到小农家庭容忍最低物质生存水准和小农的边际报酬递减的特点，成为分析从古至今的农民运动的原因的重要依据。斯科特主的农民的“道义经济”让我们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发展绝不可忽视农民文化和农民行动。
我们看到了世界性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但人类学关注城市是处在一个文化变迁的中心地位，因此城市的各种功能、本质和社会关系的讨论，都离不开城乡文化的持久互动。在早期西方都市研究中，社区研究方法提供了看待今日发展中国家程式化进程比较的出发点。其中，中西和古今比较研究、网络分析、情景分析、时间历史分析等都是人类学都市研究的著名方法。
古今中国城乡关系的一致性和紧密的联结性，部分原因在于城居者与其农村的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特点在当代城市的扩以及农民流入城市的过程中一再表现出来。其中，关于中国“城”和“市”的产生、区域体系中的镇和市，以及县治一级文化特点，均可以考察和解读中国城乡文化连续性的过程特点与成因。在现代中国，都市边缘呈现了城乡互动的一幅“农民的终结”的图景：随着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是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农民进城（农民工、移民等）；一方面是城市蚕食农村（城市圈占农民土地带来农民非农化和农村都市化）。这两种方式带来了当前中国都市化所有人类学议题的重心。
各国在城市发展道路和都市化过程中既表现出人类社会的共性，又体现了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所带来的文化特性。第一，其共性提示我们，乡村的发展是都市化的量变基础，城市是文化变迁的中心。所以，城乡连续体理论包括的区域体系观察、推拉理论之跨文化理解等，都是人类学研究的有益参照。第二，基于中国城市的文化特性，人类学一方面对欧美农民进城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进行对比，也对中国农民进城方式做制度的、文化的比较。第三，都市阶层和都市族群新的变化过程，以及旧有的都市生活方式如何转型，涉及城市未来的顺利发展，因此，上述课题之深入研究对预估城市未来发展状态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