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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文献编纂与历史研究
作者：陈素军
来源：《大学教育》2012年第03期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就是依据一定的选题，从众多的档案中选择出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文件，对档案按专题依照一定的要求进行分类、编辑和评介，使之成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文件汇编、选编等，为编史修志、进行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必需的素材和资料。
众所周知，档案是第一手史料，档案史料作为人类社会的宝贵信息资源，对各个领域的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具有其他信息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信息的原始性，客观性和权威性等。但是一件档案只能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或表面的现象，有的档案史料本身失实，因此据此得出的往往不是真实的结论。另外，档案史料信息往往还存在着分散性和不系统性等问题,给利用者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史料本身价值降低。为此，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需要和历史的需要，充分地占有史料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将有价值的档案史料信息提炼出来转化为系统翔实的编纂成果，为历史研究提供高质量的素材和“半成品”，同时为更多的人利用档案史料提供便利，并延长档案原件的寿命。
在我国古代，文书工作、档案管理和史书编修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都由史官承担。他们直接掌管档案，对编史修志十分有利。因此，当时的史官既是史学工作者,又是档案工作者。我国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毕生从事档案工作和编史修志，著作甚丰。他曾做过衙署中管理文书、档案的“主簿”，其流传下来的代表作《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他高度重视编纂档案和编修史书的关系，强调档案史料的价值应高于其他形式的史料，同时认为，对档案在利用上应鉴别，选择。
文书、档案工作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分工，是社会发展，学科分工科学细化的必然结果。但是不论是过去、今天抑或是将来，档案编纂与历史研究之间，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档案编纂与编史修志的关系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史志是历史的系统记载，没有档案，史志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档案编纂与编史修志结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史学界公认《尚书》就是我国“上古的史书”，即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中所载的是商、周两代的政务文件，尤以帝王之言为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档案文件汇编性质的史书。《春秋》实际是当时鲁国和其他各诸侯国的国家机关大事记。
以后历代的史学巨著，也都利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才编写而成。如被誉为中国史学双璧的《史记》、《资治通鉴》，正是由于司马迁、司马光充分利用了档案史料才编修而成的。中国历史上的《起居注》、《实录》等，更因其所载史料的原始性质，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档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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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册。唐朝史学大师刘知几认为档案编纂工作与编史修志是“相须相成”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分开。
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反映客观事实的史料基础上。可以说，档案编纂是编史修志可靠史料的主要源泉。编史修志所依据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衡量史志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古往今来的许多例证都充分说明了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西汉司马迁写的五十二万字的历史巨著《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司马迁是把编纂档案与研究历史紧密结合起来的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典籍根据其所记叙的对象范围可分为正史、方志及家谱三大类。历来，国家中央政府统领编修国家的正史，而地方州、县政府则主持编方志。“方志，乃一方全史”，“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方志往往是统志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方志的内容“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为后人保存大量历史史料。而且，从史学研究看，方志比官修“正史”规模小得多，其内容也贴近现实，真实得多。历史上一些大史学家也重视并亲自参与修志，如清代章学诚修过《永清县志》、《石首县志》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前，我国不少省市纷纷成立了编史修志机构，陆续开展了这项功在千秋万代的编志工作。为提高方志质量，就必须注意选材。所引用材料既要丰富全面，更要真实可靠。只有广征博引，取得充实的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选，才能编出高质量的方志来。方志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修志者须以史料来说话，档案自然是方志的首选史料来源，故有人称档案为“方志之骨”。地方档案馆不仅能比较完整地提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档案，往往还能提供清、明时期的档案史料。但是，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档案史料不无浮夸失实、牵强附会等问题。通过编史修志，可以辨档案史料之真伪，考档案史料之虚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方志以较为准确的记述留传后世。对某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则可以“存疑”。
中国人总是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夫天下者家积也，谱可以联家也，联天下为一家”（《五百年》世谱）序）。国家编正史，州县纂方志，家庭修谱牒，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而其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当首推谱牒。谱牒又称族谱、家谱，是同宗共族的血缘集团，用来记载本宗族、世系沿革的历史典籍。姓氏源流，家庭迁徙，人口兴衰，人物掌故等均可入谱。
据材料记载，我国历代编修的家庭谱牒总数约5万种，约三分之一已流落到海外，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家谱约1.2万种，近10万册，共有328个姓氏，其中仅陈姓即计729种，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家谱收藏与研究的中心。另外还藏有非常完整的《孔子世家谱》及盛宣怀、蒋介石，包玉刚、左宗棠等人的体系完整的家谱。对作为档案类型之一的谱牒，目前研究编纂还很有限，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会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档案编纂有助于史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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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与档案编纂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历史研究都是有关“俱往矣”的问题，离开档案，就难以进行历史研究，更难以取得卓有成效的历史研成果。
上海的租界档案在国内现存租界档案中是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系统最完整的。如今，这些宝贵的档案史料已经为租界史、租界志的编写和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上海市档案馆的编纂成果反映，上海租界历史中著名的道契档案即永租契档案，是上海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侨民的土地契证，道契档案对房地产经济史的研究，对近代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转化过程的研究，乃至对近代上海史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上海租界档案对于研究上海城市的形成、发展，尤其是租界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目前，除了档案馆等档案专门机构正在积极进行档案的整理编纂及历史研究工作外，社会上相关的一些文化机构如图书馆等也在积极地开展这项工作。上海市图书馆成立“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对馆藏“盛宣怀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开发，并不断有各方面新史料的重要发现。 据史料记载，华工一般以福建和广东沿海为主，“盛档整理小组”的研究人员发现了盛宣怀组织运送山东华工赴澳采金的大量史料。其中有一份盛宣怀与外方代理签订的合同，内容详尽、完备，是华工史和对外通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份合同于1891年由时任山东登莱青海关道的盛宣怀与法国尼盖尔公司的履载尔共同签订。内容大致是由盛宣怀负责招募2500名山东劳工前往今澳大利亚墨尔本开采金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份有关华工出洋事宜的合同。而以往，沿海华工基本由买办与外国公司勾结，以非正当的手段“卖猪仔”骗至旧金山等地修“华工铁路”或干其他苦力。华工通常在所谓的“合同”上摁下手印后便背井离乡。而“盛档”中发现的这份合同已基本具备当代经济合同的雏形，所列条款十分详细、精确，达17款之多，除详尽规定了华工赴澳后每天工作时间、月薪、食宿外，还有关于医疗、休息、回国等内容。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盛宣怀基本持负责的态度，为劳工的每一分利益而争取，一如“盛档”中盛宣怀致李鸿章之信件中所言：“查山东沿河贫民甚多，派送华工，是为穷民开一生计”。从合同内容来看，条款叙述非常详细周到，洋人不太有钻空子的可能。这与清政府以往一贯的作风大有区别。“盛档”整理小组介绍，他们查过《东华续录》、《清季外交录》和盛宣怀有关传记等不少史料，均未有盛宣怀曾参与山东华工招工的史料。在华工史的史料中也从未有山东华工的记载，更没有政府与外方为华工事宜签订基本公平合同的记录。“盛档” 研究开发出了历史新线索。
另外，“盛档”整理中还意外地发现一封孙中山写给盛宣怀的亲笔信。从信中可看出孙中山言辞恳切地谋求“盛氏”资助建党，且此前孙中山已经托人转交过一封信，但未获回音。虽从“盛档”中盛宣怀措辞委婉的回信底稿里可以看出，孙中山这一次还是失望了，但此信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它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孙中山与大官僚买办资本家盛宣怀之间的书信往来。更重要的是，信中透露了孙中山在国民党正式建党后不久即向盛求援的信息，是研究国民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珍贵史料。
三、档案编纂可以使档案史料本身的价值得到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