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14 2:09:50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帕克在阐述这一大致相同的有机体社会的理念时使用了与前三人不同的一种论述方式，他在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派（sect）和群（crowd）。对于这两个概念，帕克从各自的内涵特征上作出了区分。所谓“派”指的是：a构成元素的异质性；b这种异质元素之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可以被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所击活。而“群”却象是“一大堆没有凝聚力的沙子”。帕克沿用了sect一词中“教派”的含义来阐述群体的有机构成，而crowd（群）一词，所表述着的是一个内部缺乏长期的有机构成、运动的个体的复数，这和杜威所讲的“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同样的意思[v]。而帕克自己的说法则是：“赋予?共同体?社会特征的不是其结构，而是协作行动的能力”（帕克，1954，P15）。帕克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城市与乡村的最根本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其所结集的集团和个体数量上的规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集团之间为了共同的行动结集和组织起来的程度”（帕克，1954，P15）。

如果仅仅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四人对于“共同体”的一致追求，这种的思想贡献只具有一般的社会学意义，谈不上对传播学研究有什么思想贡献。但是，在进一步考察四人对于“共同体”的论述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四人在展开这一论述时的一个共同的立论起点或“底线”，那就是思想和情感的传播和自由地沟通。同时，思想和情感的自由沟通也是四人共同追求的“共同体”实现的目标之一。杜威在否定“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的同时，他认为：“仅凭传播就能够创造一个大的共

同体”（杜威，1927，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69）。关于这一点，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有归最为精辟的论述。他说：

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的志趣相投。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分享。保证人们参与共同了解的沟通，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作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

在米德建构他的社会哲学的三个层面——心灵、自我与社会——上，在他所建构的“共同体”中，传播和沟通也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存在的。在“心灵”层面上，米德由冯特的“姿态”概念出发，用“有意味的符号”概念来阐释他的传播观，这一构成了米德“符号互动论”思想重要部分的内容在后面还会有更详尽的论述。在“自我”层面上，米德使用了“一般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的概念，在对“一般化他人”概念做了解释之后，米德又说道：“就这些由人类个体的抽象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而言，涵盖面最大、范围最广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也就是由逻辑的论域（或者普遍的有意味的符号系统）所界定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而这种逻辑的论域则是由诸多个体的参与状况和沟通互动状况决定的”

（米德，霍桂恒，1999，P171）。在“社会”层面上，米德把其他人参与包含在内的沟通原则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并且他继续着他已经论述的“角色扮演”的说法，对这种在人和动物中都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沟通行为做了区别，他说道：“正是个体通过承担另一个人的角色而对自己的反应进行的这种控制，从这个群体的行为举止组织的观点来看，使这种沟通具有了价值。它能使这种合作活动过程比其在畜群中，或者在昆虫社会中进行得更加彻底”（米德，霍桂恒，1999，P274）。

库利把社会看作一个互动的有机整体，在《社会过程》一书中，他曾饱含激情地写道：“人类精神不能在任何一条隔离的窄道上走得太远：那儿必须有人类群体，必须有崭新的刺激，必须有同类人的激情和交流”（库利，洪小良等，2001，P13）。沿用罗杰斯的说法，帕克利用了进化论，特别是利用了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观念，区分了四种主要的社会进程——“竞争”、“冲突”、“适应”、“同化”。在这四种主要的社会进程中。罗杰斯认为，所谓“冲突”，是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单元之间的竞争；而“同化”则是“文化要素的交流和共享，由此导致一种共同的文化”（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88）。

正是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人共同的小城镇生长的背景与正在进行着的都市化之间的冲突使他们在面临共同的社会现实与四人之间密切的关系所导致的相互影响，使得他们对恢复在既往的小城镇（或小社会）所构筑着的“共同体”抱着一种强烈的期望。但是这种怀旧式的期望不是倒退的，而是一种进步的追求。在他们对于“共同体”的论述中，所强调

的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的观点，而这种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正是通过传播和沟通实现着的。

二、把人类传播和沟通置于人类本性的地位。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位早期代表人物那里，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与作为人类本性的“传播”（communication）是不可分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人得以存在、发展和演化。在前面我们对四人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这种紧密结合。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四人传播思想中把传播和沟通等同于人类本性这个侧面。这也是“芝加哥学派”早期四位代表人物在传播思想史上最璀璨的思想光辉之一，是传播思想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之后所兴起的传播学研究，在施拉姆所确立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后的传播学研究历史，很少人再有这样彻底的人文关怀。“法兰克福学派”用最猛烈的炮火对非人性化的传播进行无情地轰击，从这一点上来看，两个学派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在思想上却有某些共通之处。在以后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而日益兴盛的传播学研究中，日益微观研究视角和日益娴熟的研究方法渐渐远离了这一人类传播最根本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重新考察“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的“作为人类本性的?传播?”的思想，具有迫切与深刻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彼特斯（Peters）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与这种人性化的传播大致类似的观点，他创造性地区别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一种是Communication，另一种是 communications。这两个从形式上看只具有单复数区别的词所包含的理念天差地别，尤其对于后一个词，我们无

法找到恰当的中文词汇表达。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彼特斯沿用了库利的解释，认为“Communication（传播）在这里意味着一种促进人际关系的心理机制，即所有的心灵符号以及经由空间上传播从而在时间上得到保留的手段”（彼特斯，1999）。在对communications一词进行解释时，彼特斯沿用了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认为communications是“被传播和接受着的观念、信息和态度的制度和构成”。进而，彼特斯列举出了一个杂乱的几乎包括了所有有意义的媒介种类的清单，来对communications所包括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这其中包括墓碑、象形文字、邮票、电报、电视机、网络等等。彼特斯批判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即“认为communications能够解决传播（communication）的问题”。在彼特斯看来，传播同逻格斯（logos）一样，是人类本性的组成部分，他所批判的正是由

communications所构筑着的“工具论”的传播研究倾向。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彼特斯那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早期代表的思想的复兴。

“芝加哥学派”的几个早期代表把人与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其关注的焦点，从有机体具体到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人的本性。在这一点上，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人的思想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的论述上，以库利和米德的最为精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以“遗传”和“本能”作为逻辑起点，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创造性地把生命的传递线比喻为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