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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首辅张居正因何惹来了抄家灭族之祸

导语：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

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常“周行阡陌间”，考察“岁时之丰凶”和农民疾苦，以深沉的目光关注着国计民生。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故，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张文忠公全集》附《本传》)，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一、政治改革：整顿机构，建立问责机制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虽然后来内阁首辅权势渐重，但六部和负责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皇帝处理政务则倚重宦官，由司礼监掌理章奏文书，甚至代皇帝朱笔批红。明中后期诸帝多“帘远高堂，君门万里”(赵翼：《陔余丛考》卷18)，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针对这种机构窒碍不通的积弊，张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书牍》15)，开始大力强化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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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受内阁节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推行变法的中枢。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为了破除无所事事、坐啸画诺、命令不行的官场沉疴，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明纪》卷39)，据此“考其勤惰”，决定赏罚升降。此法一行，立见成效。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二、边防新政：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明中后期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寒冷期，等温线南移，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加剧。明廷边防破败，“壕浅墙卑”，“频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经世文编》卷252)，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隆庆实录》卷 59)。蒙古方面则因明“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又兼明边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可谓两败俱伤。

长期以来，明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出没无常的袭扰一筹莫展。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便称“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刘带川边防议》)。论者甚至抨击构筑边墙“殆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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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百劳而无一益”(陈建：《治安要议》卷6)。张居正入阁之后，大力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明通鉴》卷65)的边防新政，北疆形势迅速改观。

“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张居正相继起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兵部以及蓟镇、宣府、大同、山西、辽东边务，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

对于长城沿线的防守战略，张居正也有一套严密的部署。他要求“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一旦“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遽为怆惶。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扼要害，令诸县邑屯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北，伏于贼所出路。彼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明经世文编》卷327)事实证明，蓟镇敌台筑成后，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二千里声势联结”，“精坚雄壮”。从此“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

张居正的“外示羁縻”，一反过往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双方友好往来。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张居正、王崇古等立即厚礼接纳，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达改弦更张，实现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俺答属下六十五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十一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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