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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目黄；多食瓜果发黄 辨证：辨性质；辨病位及证侯特征；辨病势轻重；以阴阳为纲（元·罗天益《卫生宝鉴》） 治则：根据发病情况，分辨外感、内伤，正邪之轻重缓急采取急则治其标、或缓则治其本或标本兼顾的原则。祛邪退黄与调整脏腑功能结合应用
治法：化湿邪，利小便。配活血化瘀之品。
积聚 主症特点：
—积者有形，结块固定不移，痛有定处，病多在血分，属于脏病
—聚者无形，结块聚散无常，痛无定处，病多在气分，是为腑病 源流： 《内经》“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 《难经》“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
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所制鳖甲煎丸、大黄蛰虫丸仍为临床常用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首先提出“总其要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四者而已”
日本·丹波元坚《杂病广要》明确提出“症即积，瘕及聚” 明·李中梓《医宗必读》提出积聚分初、中、末三个阶段治疗 病因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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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情志所伤，饮食所伤，感受外邪
病机：气机阻滞，瘀血内结（病机关键是气滞血瘀） 发病：起病多较缓慢，一般常以腹胀或腹痛为首发症状，聚证可以转为积证
病位：在腹腔内，肝、脾胃、肠为主要病变部位 病性： 病势：初期气血紊乱为主，继则肠胃受累，病情尚为轻浅。若失治误治，积聚之邪更损肝脾，进而肝脾肾三脏皆受损害，病情危笃
病机转化：
鉴别：痞满；鼓胀；石症；奔豚气辨证：辨积与聚；辨部位；辨虚实 治则：聚一般病情较轻，正气受伤不明显，治疗重在疏肝理气，行气消聚，基本治则是调气。积者病情较重，治疗必须根据邪正盛衰的趋势，或攻，或补，或攻补兼施
积初期攻邪为主，予行气活血，软坚消积；中期攻补兼施；后期扶正培本为主，酌加理气化瘀消积之品（明·李中梓《医宗必读》） 鼓胀 源流：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鼓胀与感受“水毒”有关。提出病机为“经络否涩，水气停聚，在于腹内”
明·李中梓《医宗必读》“在病名有故障与蛊胀之殊。鼓胀者，中空无物，腹皮绷急，多属气也。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虫即血也”
明·戴思恭《证治要诀》称本病为“蛊胀”“膨脝”“蜘蛛蛊” 明.张景岳称为“单腹胀” 清·喻嘉言《医门法律》将病机概括为“胀病亦不外水衰、气结、血瘀”，认识到症积日久可导致鼓胀，“凡有症瘕、积块、痞块，即是胀病之根”
清·唐容川《血证论》认为“血鼓”的发病与解除河中疫水，感染“水毒”有关 病因病机：
病因：情志所伤，酒食不节，劳欲过度，感染血吸虫，黄疸、积聚失治 病机：肝脾肾受损，气滞、血瘀、水停腹中（肝—气，脾—血，肾—水）
发病：一般较缓慢 病位：在肝脾肾三脏，日久及肾 病理：气、血、水
病性：本虚标实，虚实错杂 —本虚：肝脾肾俱虚
—标实：气血水互结壅滞腹中，相因为患
病势：初病及气，继病及水，由肝及脾，进而及肾，终至肝脾肾俱损，气血水积于腹内 病机转化：
鉴别：水肿；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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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辨病位主次；辨病性；辨起病缓急；辨危侯 治则：初期实证居多，治以祛邪为主，根据气滞、血瘀、水聚之偏重，分别侧重于理气、活血、利水。后期以正虚为主，治当扶正祛邪为常法 头痛 源流：
金·李东垣《东垣十书》将头痛分为外感、内伤
元·朱丹溪《丹溪心法》中补充了痰厥头痛和气滞头痛，病提出若头痛不愈可加引经药
清·王清任《医林改错》倡淤血之说，用血府逐瘀汤治之 病因病机：
病因：六淫外邪，上犯巅顶（风邪为主）；情志失调，郁火上扰；脾胃气虚，痰蒙清窍；跌仆损伤，淤阻脑络；肝肾阴亏，肝阳上扰；内伤不足，脑窍失养
病机：外感为多为外邪壅滞经络，络脉不通，头窍被扰。内伤为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 发病：外感头痛起病多较急，经适当治疗，病证祛除较快。内伤头痛病势缓，病程较长，多反复发作，常因劳累紧张、情志不遂或受外邪而诱发或加重
病位：脑，涉及肝脾肾三脏 病性：有虚有实 —外感：实证居多
—内伤：虚证或虚中夹实多见 —本虚：气血虚弱，中气不足，
肝肾阴精亏虚等
—标实：风寒湿热、痰浊、淤血
病势：外感一般可向愈，经久不愈者可伤及气血阴阳，转为内伤头痛。内伤头痛初病在气血，以标实如痰浊、淤血、气滞、肝阳上亢多见，迁延不愈者，气血阴阳俱损，脏腑功能失和，甚则久病及肾，肾精虚损，则病以气血、阴精本虚为主，多可夹邪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病机转化：诸种头痛的病机可相互转化
鉴别：雷头风；鼻渊 辨证：辨头痛之外感或内伤；辨头痛的所属部位；辨头痛之危重症
治则：外感以邪实为主，首当祛邪，强调风药的应用。内伤初期多为虚实夹杂，治当扶正祛邪；内伤后期久病及肾，肾精亏耗，则当益肾填精补髓 治法：外感疏风祛邪，兼用散寒、祛湿、清热之品。内伤用平肝、化痰、益气、养血、滋阴、益肾填精补髓等
若头痛不愈可加引经药（《丹溪心法》）：
太阳：川芎羌活、蔓荆子、、藁本
阳明：白芷葛根、、知母 少阳：柴胡、黄芩、川芎 太阴：细辛、苍术 厥阴：吴茱萸、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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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阴：独活、细辛
眩晕
源流：
《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称之为“眩冒”
东汉·张仲景认为痰饮是重要致病因素之一 金·刘完素《素问玄基原病式》 主张眩晕的病机从风火立论 元·朱丹溪《丹溪心法》强调“无痰则不作眩”，提出痰水致眩学说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提出“无虚不能作眩”
清·虞抟《医学正传》“眩晕者，中风之渐也” 病因病机：
病因：外感风邪，七情内伤，饮食不节，劳倦过度，年迈体虚，久病失血，跌仆坠损 病机：
发病：由外感风邪、情志郁勃、饮食不节、跌仆坠损所致之眩晕，一般呈急骤发作。老年气衰，久病失血，不寐，癫痫所致之眩晕，多缓慢发生，但可呈阵发性加剧 病位：在脑，但与心、肝、脾、肾密切相关，又以肝为主
病性：标本兼见，虚实交错，以虚者居多，本虚标实为主
—本虚：气血不足，肝肾阴虚 —标实：风、火、痰、於 病理变化：虚实两端
常见病理因素：风火痰淤
病势：初以风火痰淤实证为主；久则伤肝及脾及肾，最终可致肝脾肾俱虚 病机转化：
鉴别：中风；头痛；厥病 辨证：辨证侯特征；辨病性 治则：补虚泻实，调整阴阳气血 中风 源流：
唐宋以前以“外风”学说为主，多从“内虚邪中”立论 唐宋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突出以“内风”立论
金·张元素认为病因是热，“风本因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 金·刘河间主“心火暴盛” 金·李东垣认为“正气自虚” 元·朱丹溪主张“湿痰生热” 元·王履提出“真中”“类中”病名 明·张景岳认为与外风无关，倡导“非风”之说，并提出“内伤积损”的论点 明·李中梓将中风中脏腑明确分为闭、脱二证
清·叶天士始明确提出“内风”立论
清·王清任《医林改错》指出中风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于“气虚血瘀”所致，立补阳还五汤治疗中风
病因病机：
病因：情志所伤，饮食不节，劳欲过度，气候变化（风邪），积损正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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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醉饱无常，气候变化，情志刺激、烦劳过度 发病：多呈急性发病，活动状态、安静或睡眠状态均可发病。发病后病情变化迅速，在短期内病情发展至严重程度，亦有呈渐进性加重或阶段性加重
病机：阴阳失调，气血逆乱，上犯于脑
病位：在脑髓经脉，与心、肝、脾、肾密切相关
病性：本虚标实，上盛下虚 —本：气血阴阳不足，以阴虚、气虚较多见，肝肾阴虚为根本 —标：风（肝风）、火（肝火、心火、痰火）、痰（风痰、湿痰、痰热、痰浊）、气（气逆）、淤（血瘀）
—急性期：标实证侯为主 —恢复期及后遗症期：虚实夹杂，或以本虚证侯为主 病理基础：肝肾阴虚
病理因素：风、火、痰、虚 病势：
病机转化：
好发年龄：40岁以上
病类诊断：中络，中经；中腑，中脏
中经络与中脏腑的鉴别：神志有无昏蒙 分期：
1）急性期：发病后两周内，中脏腑者最长可至1个月
2）恢复期：发病后两周或1个月至半年内
3）后遗症期：发病后半年以上 分级：
1）轻度：中络、中经 2）中度：中腑 3）重度：中脏 鉴别：痫病；厥病；痉病；中暑；痿病；口僻 辨证：辨病期；辨轻重；辨闭脱；辨病性 治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疟疾 源流：
《神农本草经》明确记载常山及蜀漆有治疟的功效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首先提出疫疟的名称，认为病因是感受山岚瘴毒之气，并明确提出青蒿为治疟的要药
隋·巢元方《诸病源侯论》提出间日疟和劳疟病名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还用马鞭草治疟 宋.陈无择《三因病证极一方论》指明“疫疟”的特点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进一步指出肯定疟疾因感受疟邪所致，而非痰食引起
清·吴又可《瘟疫论》制定“达原饮”治疟
清.韩善征：“三日疟” 病因病机：
病因：外感疟邪 诱因：暑湿多见
病机：邪伏半表半里（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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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营卫之间
发病：与人体正气的盛衰密切关系
病位：少阳半表半里者居多 病性：初期邪实而正不虚，病久则虚实夹杂 病势：疟邪之深浅，其行之迟速，决定着卫气相搏的周期 病机转化：决定于感受疟邪的轻重、外感时邪的轻重及人体正气的强弱等
鉴别：风温；时行感冒；淋病 辨证：明辨标本；审查证侯；分清阴阳
基法：截疟祛邪
第五章肾膀胱病证
水肿
源流：
《内经》分为“风水”“石水”“涌水” 《素问》：开鬼门（汗法）、洁净府（消法）
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以表里上下为纲，分为心水、肝水、正水、石水、黄汗五种类型。提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其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提出水肿必须忌盐。并指出有五不治“一、面肿苍黑，是肝败不治；二、掌肿无纹理，是心败不治疗；三、腰肿无纹理，是肺损不治；四、阴肿不起者，是肾败不治；五、脐满反肿者，是脾败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