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6/9/7 16:58:29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房屋，他们被鄙称为“疍家”（长年生活于狭窄的船只上），饱受歧视。解放后他们才彻底翻身，走上平等、富裕、幸福的生活道路。
水上婚礼是三水渔民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已难考证。渔民的水上婚礼，虽糅合了一些封建迷信的因素，却具有浓郁多彩的“水”民族风情。
三、黄塘狗肉宴
乐平的“狗肉宴”是外界人士对流传于乐平镇部分村“做节”习俗的一个通俗称谓。该习俗主要流传于乐平镇的黄塘村和保安村。
该习俗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的动荡时期，据乐平禤氏族谱记载“南宋咸淳年间始由南雄珠玑巷徙居广州府南海郡三江都碧湖坊，又于明景泰年间分入三水，繁衍十余乡”，而据调查资料中的口述记录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如此可以推断乐平流传的“做节”习俗并非源自三水本地。追溯“狗肉宴”的源头，它是一种关系密切的村子之间轮流宴请的“做节”习俗。该习俗包括“迎神”、“拜神”、“送神”、“宴请”等活动过程，宴席中以“烧酒”、“橄榄”、“生姜”、“鸡肉”或“鱼”为主食。时至今日，“做节”习俗则简化为以吃狗肉为主的节日活动；在食品的种类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宴席中的主食也转变为以食“狗肉”、“白酒”和粉类食物为主。
该习俗一年中最隆重的是农历的九月十五，由于节日在当地倍受重视，人们习惯把这一天称为“做九月十五”，重视程度远超过“冬至”；其次是八、九月和正月的吉日也有“做节”活动，只是活动不如农历的九月十五那么隆重。一个区域内的每个小村子都安排有一个的吉日主持“做节”活动，
而轮到的村子则由近年刚结婚的家庭负责“做头”，主持宴请活动，并负责主要经费，被安排到的家庭则竭尽所能出钱、出力搞好该活动。
“做节”习俗至今依然保留，尤以黄塘村为盛。 四、红头巾
二十世纪初期，国家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广东不少地区由于长期水利失修，以至水灾频频发生，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在三水，民间流传的谚语“三天无雨车（水车）头响，一天大雨变汪洋”便是对当时当地恶劣的生活环境的生动描述。大批乡民在此期间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甚至远渡重洋，漂泊异国。其中有部分三水的年轻妇女，由于丈夫早逝，儿女幼小；或家婆专制，不堪凌虐；或抗拒父母包办婚姻等原因而背井离乡到新加坡打工，正如三水“叹歌”中所唱：“十个过洋，九个命苦；若非命苦，也因家贫。” 由于这批从事建筑业的妇女每个人在上工时都戴着一块红色的头巾，她们也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红头巾”。久而久之，“红头巾”就成了“三水婆”的特称。
三水妇女到新加坡后，多数由“水客”带到牛车水（新加坡地名）的盒巴珍珠街。通常她们几个人合租一间房，没钱买床，就只能暂时睡在地板上。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解决温饱问题，她们便从最辛苦的也是相对容易找的建筑工开始做起，在建筑工地主要从事泥水杂工，搓灰沙，挑砖块，搬木料等体力劳动。
在新加坡打工的除了三水人，还有许多是来自广东的其它地方，如：南海、番禺、中山、宁阳、冈州、惠州、肇庆、清远、花县、顺德、鹤山、恩平、增城、东安、高要等地方。他们中有从事手工艺的，有做生意的，有搞
建筑的，有种橡胶的??其中建筑业是各种工作中最苦最累的工作之一；新加坡人不愿意从事，甚至去新加坡的许多华工也不愿意从事。由于去新加坡打工的三水妇女几乎都是由于家庭不幸，生活难以维持才被迫去到新加坡谋生的；所以她们去到新加坡之后，吃苦耐劳，什么活都能做，从不挑剔。这一优点在建筑业逐渐形成共识，从而得到了新加坡人民的信任。当地的许多重要建筑工程也都放心交给“红头巾”去完成，例如：五十年代新加坡最高的“亚洲大厦”和有名的“高等法院”都是由“红头巾”完成的。这不仅说明了“红头巾”对新加坡的巨大贡献，也说明了新加坡人民对“红头巾”的高度信赖。
据调查了解到，在新加坡的三水人最多时达到6万多人。199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时还有9千多人在当地从事着各种体力劳动；但红头巾已经日渐稀少。时至今日，三水仅剩下1位“红头巾”。
如今，时过境迁，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