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24 1:08:37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可诉性探讨

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从主体上说，我国实施侦查行为的公安机关（拥有刑事侦查权的不止是公安机关，本文仅就公安机关而言）属于行政机关，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因为其承担侦查任务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侦查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这一目的必然决定的在侦查中适宜作用行政权。侦查的本义就是警察利用国家权力诘问事实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为刑罚权的正确运用打好基础，侦查过程实际上体现了行政权的运用。（3）从结构上说，侦查行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双方主体，即不存民主相对抗，利益相矛盾的双方以及从中立者的地位对纠纷事实作出处理的裁判者，却与其他种类的行政行为的结构没有区别：侦查的主体是警察，侦查的意图是查清犯罪事实，侦查的客观表现是实施了某些行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侦查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侦查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影响。（4）从手段上说，侦查强调效率而体现行政的风格。效率原则是贯穿于行政过程始终的，可以说，行政不讲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虽然也讲效率，但更多的却是遵循严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诉讼、审理、判决和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的投入。如果在侦查中赋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将听证规定为必经程序、甚至规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会影响速度，还会导致国家机关职权的混乱。因此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查清犯罪事实，为整个刑事程序打好基础，必须采取体现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适应

1 / 5

与纷繁复杂的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纵上所述，侦查行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属性，也就是说其具备了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前提条件。 对公安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来自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以及律师参与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这三种方式。因基于“侦查要属于刑事司法权力”这样一种传统观点，国家立法把刑事侦查活动排除于行政诉讼范围之外。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一般采取事后审查的方式：审查公安机关该立案的有无立案、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起诉的证据是否充分、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情况及审查已经侦查终结的案件等等。对于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或者隐私的专门调查工作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都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立法对侦查行为规定的公安内部存在的制约机制，就是侦查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侦查机构负责人的授权或者批准，并由后者签发有关的许可令状，同时，侦查机构采取的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邮件，进行电话或其他方式的监听，查询和冻结，以及对公民进行通缉等，也须由侦查机构负责人经审查后予以授权并发布令状。

律师参与侦查活动，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从一定意义上

2 / 5

说对侦查权的行使起到了监督作用。

在这里笔者不想强调，检察院的监督范围太窄，且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因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而监督不力，也不想强调公安机关的内部制约效果不甚令人满意，而是想说，这种所谓的“法律监督”和“内部制约”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为作为侦查机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是作为一个整体开展侦查活动的。检察机关尽管名义上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总体是一致的。侦查机构负责人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检察院检察长，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与案件侦查活动及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以发挥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非法羁押、超期羁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和窃听等现象，很多都是在侦查机构负责人授权同意下出现的，也很多都是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下发生的。这显然表明，只靠检察机关进行的法律监督或者侦查机构的内部制约，侦查活动将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对律师来说，他们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只是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而已，其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惯例的严格限制，故律师对侦查机构权力的制约更是极其微弱。因此笔者认为由不负有侦查职责的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机构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才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必要将侦查行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规定对于侦查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造成的一切损害，公民均可以寻

3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