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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2904004 李晓攀

《四库全书 史部 别史类》小序

《汉 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皆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特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歧出旁分者，《东观汉记》（1、）、《东都事略》（2、）、《大金国志》（3、）、《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逸周书》（4、）、《路史》（5、）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6、）、《续后汉书》（7、）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注释、（1、）《东观汉记》：纪传体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时期史事。东观是东汉藏书、校勘、著述的所在。东汉刘珍等人修撰《东观汉记》，曾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人多诵习，后为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今已散佚不存，有四库馆臣辑本。

（2、）《东都事略》：记载北宋事略的纪传体史书，南宋王称撰。所载事迹，始于太祖，终于钦宗，九朝事迹，计有130卷。洪迈曾将此书进程于宋孝宗，王称因此受赏成为承政郎。

（3、）《大金国志》：记载金朝事迹的纪传体史书，旧题宇文懋昭撰，四库馆臣曾有辨析。《大金国志》记载自太祖阿骨打至金哀宗期间117年的事迹，共40卷。

（4、）《逸周书》：先秦史籍，共十卷，七十篇。此书亦名《汲冢周书》，四库馆臣曾对此问题有所辨析。《逸周书》记载西周史事，体例与《尚书》类似，所载事迹，以年代先后编次。惟其成分颇为驳杂，故不甚受重视。

（5、）《路史》： 南宋罗泌作，讲述上古三代史事，分为《前纪》、《后纪》、《国名纪》、《发挥》、《余论》等共四十七卷。《尔雅》训“路”为“大”，罗泌取

其义，而有《路史》之名。本书推演三皇五帝以上之往事，取材广博，体例不纯。

（6、）《古史》：宋代苏辙作，记述上古史事，由伏羲、神农而至秦始皇，仿《史记》体例而设世家、列传、本纪。苏辙自述创作《古史》，意在“追录圣贤之遗义，以明示来世。”提要认为，可将此书与《史记》相参考。

（7、）《续后汉书》：元代郝经作，九十卷，纪传体史书。此书为郝经被扣留于仪真期间所作，采陈寿《三国志》旧文，改以蜀汉为正统，将魏、吴贬为列传。郝经惜《三国志》之无志，别为“八录”以补其阙。

翻译： 《汉书 艺文志》没有设立史部典籍的名目，《战国策》、《史记》都附见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之中。后来史书创作越来越繁盛，《隋书 经籍志》才在史部图书下设正史、古史、霸史诸多门类。然而《隋书 经籍志》将《梁皇帝实录》（纪梁武帝事）、《梁皇帝实录》（纪梁元帝事）这样的书列入到“杂史”之中，于目录分类的精神为不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特意开辟“别史”一门，专门收纳那些既无法列入正史门类，又不至于归为杂史之中的书。陈振孙这种分类的精神有其合理之处，现在依从陈振孙设立“别史”一类。编年体史书不能列入正史一类，因此按纪年方法编排的史书，都可以列入“编年”这一类。《史记》、《汉书》以下，除了列入到正史之类的史籍外，其他旁出的纪传体史书，如《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编修于正史之前，对一朝历史的修撰有开创之功。《逸周书》、《路史》这样的著作，可以与其他史籍互相验证。《古史》、《续后汉书》这样的书，可以检查验证其中的不同之处。上述的这些史书，内容上都可以相互借鉴，却不应列入同一门类之下。现在将这些统一归为“别史”一类，就如同宗族内嫡庶有别，互成系统一般。“别史”类史籍涵盖范围很广，各种体例的书都有所涉及。如果一定要以体裁详细分类的话，必然会导致分类琐碎，漫无边际。因此，“别史”一类的书，都按照年代的先后排序。

评议：《四库全书 史部 别史类》共收书20种，存目36种。所收书目体裁各异，依年代先后排序。馆臣称“别史”的名目来源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按《直

斋书录解题》史部共分为正史、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伪史、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共十六类。陈振孙将李延寿《南史》、《北史》与《古史》、《东都事略》、《高氏小史》《新唐书略》《唐余录史》等共七部史籍列入“别史类”。此“别史类”所收史书多为未列入官修的纪传体史书。这些“别史类”史籍一般体例严谨，遵循史法，与正史类相似，而决不似杂史之不经。因此，四库馆臣将“别史”比作大宗的别子是有其依据的。自《直斋书录解题》首创“别史”一类后，《宋史 艺文志》、《千顷堂书目》都有所沿袭。四库全书总目遂因之。

“别史”的出现，反映了古代史部书籍逐渐膨胀这一事实。汉代刘向父子的《七略》无史部，历史典籍附见于诸子略的春秋之属。随着历史类典籍的增多，西晋时荀勖在《晋中经簿》中的丙部图书，已与后世的史部基本相似。《晋中经簿》的丙部图书，又具体分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个小类。萧梁时期阮孝绪的《七录》，设立“纪传录”，后世的史部基本对应。《七录 纪传录》对史书的划分更为细致，分为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簿录部、谱状部十二个小类。唐代编修的《隋书 经籍志》对史部的分类，基本已经于后世的《四库全书》一致。从不同时期目录的发展历程来看，后世的四分法，经部、子部、集部三类图书早在《七略》时期就已显露出雏形。唯独史部，经历的漫长的发展，其内容逐渐越来越丰富，分类越来越细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史部之学能够常新的原因。

在《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中，别史类图书的界定比较模糊，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谈到“别史、杂史颇难分析”。别史类收录的书目主体为《东观汉记》、《东都事略》这样无法列入正史的纪传体史书，大多能够记载一朝或几朝史事。此外，别史类还收入一些颇难准确归类的史书。馆臣划分别史的依据是“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在实际分类过程中，这一分类依据比较难以落实的。为了形象性的说明划分依据，四库馆臣将别史比作是宗法制度下的别子，体现出别史与正史地位相区分，而又可以相互补充。四库馆臣将这些史书划归为“别史”类，主要是从价值、内容的角度去考虑，而不依据体裁、性质来归类。这样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