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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_马

哲论文

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历史。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都只是一个运动的环节。而该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来源于绝对精神的存在。对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法哲学以及精神哲学体系，马克思遂于1858年1

1月至1859年1月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如下经典表述：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根本动力在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其批判方法则是对整个旧世界的“法学与国家学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进行分解重构，并在此大前提下对经济学与法哲学的现代性进行系统梳理和重释，这项工作显示了马克思宏大的“整全”(

the

whole)眼界。②他似乎很少执著于制度的细小环节，而是希望通过对现代社会内在结构及其运行原理加以全面把握，并在此把握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总体性反思。

结论

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马克思称不上是第一个“革命派”。在马克思之前，卢梭曾经愤怒的声讨现代社会的堕落与放荡不羁，他甚至以一种“伽图式德性”的严峻语调对现代社会理性的堕落做出“判决”。他以古典的古代、同时又是以一种更为超前的现代的名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激情洋溢而强劲有力的攻击，被施特劳斯称作为“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的“第二次浪潮”，就是全面展示这样一种危机：“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以及设想自然必需被披上作为单纯人工制品的文明产物之外衣”。马克思也深刻体察到了卢梭的问题背景，只不过他并未从古希腊城邦美德的“无望回归”中寻求知识资源，而是通过经济的运作规律去发现“文明产物之外衣”的资本链条，并试图将这些技术的问题再次回到它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本质当中进行严肃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因此，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之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844)中提示读者：第一，对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是分析和批判国家、法、道德以及市民生活的基础，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也即是说，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目的不在国民经济学本身，经济学批判不是批判的根本目的。第二，马克思提到，论述上述问题不仅包括魏特林、赫斯、恩格斯、费尔巴哈等一大批青年哲学家的卓越努力，还包括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现象学的“前提性”工作。黑格尔的意义不仅在哲学思想意识内部，更在于宗教、政治以及社会各层面的一般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巴黎手稿》中被分为三步：第一步，资本体现在工资的辩证关系中；

第二步，资本有一种脱离人本身的权力，亦称作“资本立法”；第三步，资本吸纳权力。被资本所支配的权力并非本质意义上的权力，资本很大程度上异化了权力本身，亦称作资本吸纳权力。而此三步的基本进程也被安排在鸿篇巨制《资本论》当中。因此，从这一分析重新出发，将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一条重要的知识进路，它不仅带领我们真正“回到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而且为我们延续政治思想史中的“问题史”(

history of

question)，提供丁重要的文本和思想媒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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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M]．王运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

[5] Shel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