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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农民形象之“农民情结”解构

作者：石峰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5期

摘 要：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鲁迅小说，发现在他的小说当中，相当部分的主人公为“农民”，且都为悲剧人物，而“溯源”鲁迅小说的农民形象其实是与鲁迅的“农民情结”息息相关的，其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在鲁迅的现实生活中都能找相应的“影子”。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最落后的农民来做为其小说的主要人物？其农民形象的最终价值取向是什么？ 关键词：鲁迅小说；农民形象；农民情结；溯源；价值取向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创始人，曾被毛泽东评价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其的小说至今被社会各界所研究，并成为了一种潮流。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鲁迅小说，发现在他的小说当中，相当部分的主人公为“农民”，且都为悲剧人物，通过整理发现在鲁迅的25篇小说中有14篇是以农民为主角构建的。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正面描写普通农民的作家，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描写农民而立足文学界的伟人，在这位文学巨匠笔下，七斤、闰土、阿Q等许多农民形象脱颖而出，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农民作为其小说的主要主人公？其描写普通农民的溯源是什么呢？另一方面，鲁迅创作中国这一农民悲剧群体的最终价值取向又是什么？本文将从鲁迅的农民情节来解构其小说的农民形象。 一、农民形象的“农民情结”及“溯源”

鲁迅的农民情结其实最早可溯源到其的幼年时期。鲁迅幼年时的保姆长妈妈为一位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村妇女，鲁迅的童年基本是在长妈妈的关爱下渡过的，长妈妈身上的农民形象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鲁迅在其四十岁左右作《阿长与(山海经)》 怀念长妈妈。同时由长妈妈这一形象的影响，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多个“长妈妈”农民形象。《祝福》里的祥林嫂年轻守寡，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祥林嫂却勤劳、朴素、热情、乐于助人。同样“长妈妈”也处境贫穷，但是当鲁迅极想得到一本带插图的《山海经》时，长妈妈却花钱给他买了。《离婚》里的爱姑在婆家受尽虐待和凌辱，却依然坚持，直到被另有新欢的丈夫所抛弃时，她才忍无可忍开始反抗。这些小说的妇女形象其实很大程度上带有“长妈妈”的影子，他们都生活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虽然他们都朴实、诚实，但依然无法过上幸福生活，就算他们有个别的毅然反抗，“历数自己所受的屈辱”，最终都以悲剧告终。长妈妈形象被鲁迅多次“偷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正辛亥革命后期，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推翻封建思想，农民依然生活在强大的封建势力下，特别是农村封建势力、封建思想、封建观念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农村妇女的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而给鲁迅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阿长”，所以鲁迅需要通过刻画多个“长妈妈”农民妇女形象来警醒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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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鲁迅母亲为“乡下人”， 少年鲁迅都以探亲身份出现在农村，使得鲁迅这个“城里人”备受“乡下伙伴”青睐，农民的孩子双喜、桂生、阿发等都圈着鲁迅转，与其一起钓虾、放牛、吃罗汉果、看社戏……给鲁迅童年带来了不少乐趣，更给每天“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天空”的鲁迅带来了巨大的视野收获，在少年鲁迅的心中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为鲁迅后来的小说“鲁镇”环境做好了场景预设。在后来，由于鲁迅出生的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其祖父犯科，家道突然中落，使得年幼的鲁迅有了更密切接触农民的机会，为其的“农民情结”打下了基础。家道中落后，鲁迅一家搬到乡下的大舅家避难，在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中，虽然鲁迅有饱受世态炎凉之痛，但农村的人民并未对其进行轻视、冷落，相反的，这里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依然是对他那么热情，殷勤地接待着从远道而来的避难的小客人。在农民的这种真挚情谊和农民的勤劳、质朴、率直和不避风险的高尚品格下，更加加深了鲁迅的“农民情结”。鲁迅自力后，便于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到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后来由于其在看电影时，却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砍头时，围看的中国人却叫好，所以“从那一会儿后，鲁迅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鲁迅年少时的“农民情结”为其后面的小说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二、农民形象的“解构”与“价值取向”

鲁迅一方面熟悉农民，另一方面又热爱农民，在这种“爱”与“熟”的基础上，鲁迅描写农民便是复杂的。在他的小说中，中国的农民落后却又善良、自欺但又可怜，在鲁迅的小说中暴露的是“国民的劣根性”可恨和中国农民的不幸，如《阿Q正传》中阿Q的愚昧自欺、《风波》中七斤的胆小怕事、《故乡》中闰土的盲目迷信无不在表现中国普通农民的“悲剧”。李文刚（2004）认为鲁迅“对农民身上的崇高美德，他大力歌颂；对农民们的不幸遭遇，他深表同情；对封建主义等黑暗势力对农民的迫害，他愤怒控诉；对农民的麻木愚昧不觉悟，他痛心疾首。”可以说鲁迅小说对农民形象的着力刻画，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基层大解构，其体现的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封建主义的最终走向和影响力度。虽然鲁迅小说对农民形象的刻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甚至最后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是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最终价值取向是什么？一直未被所挖掘。

鲁迅作为辛亥革命的“受益者”，其的小说都是直接和间接地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反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没有彻底铲除封建思想，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人民的迫害。在小说《风波》中，虽然辛亥革命已经过了6年，但是当“皇帝坐了龙庭”时，依然会使被剪掉辫子的七斤全家陷入恐慌之中，在这场风波中反映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反动的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并一直还在加害着中国老百姓。而在《阿Q正传》中，一个沾染了不良习气的无名无姓的普通农民，由于其的自欺，以“精神胜利”自愉，但当“革命行动”时，其却异常兴奋禁不住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但最终却以为允许而被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势力当替罪羊，给糊里糊涂地送上了断头台。在《故乡》中，当鲁迅见到阔别二十年的少年时代朋友闰土时，发现其在辛亥革命过去十年后，却依然生活艰难，但他却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奋斗，而是利用香炉和烛台，以期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借以摆脱生活上的压力。综上所述，鲁迅之所以长期描写农民这一形象，其目的是想借文学这一传播路径来改成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所说的一样，“我们的第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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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广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所以鲁迅小说的农民形象的最终价值取向是通过文艺的方式改成人民的精神面貌。

参考文献：

[1]李文刚：《鲁迅小说描写普通农民缘由初探》，《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毕绪龙：《“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山东社会科学》，第4期。

[3]鲁迅：《呐喊》，北京新潮出版社，1923年8月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