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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自唐末以后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的名称始于唐朝。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在私人设立的书院中，出现了授徒讲学的活动。宋初书院兴起，著名的有四大书院，然各书所载，略有出入，王应麟的《玉海》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为四大书院，而马端临《文献通考》则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为四大书院。其实当时除这五个书院外，还有茅山书院，都很著名，可称宋初六大书院。 12世纪初的欧洲，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当时最早的几所大学。如意大利的萨拉尔诺大学、博罗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继这三所大学之后，欧洲许多国家又纷纷成立了一些大学，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大学。中世纪大学实行自治，由学生或教师组成行会，管理学校内部事务。博罗尼亚大学是“学生大学”管理学校的典型。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的学生，效仿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自己规定规章，管理有关聘用并监督教授的工作、确定学费金额、决定教学时间等事项。而巴黎大学则是“先生大学”管理学校的典型。由教师组成学者行会，选举校长，并确定和管理选择学生、制定教学工作范围、举行考试和授予学位等项工作。这

两种类型的大学都反对外界干涉学校的生活，极力维护自己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大学(universitas)一词，出自拉丁文，它的原意就是社团、协会或行会。到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才成为特指大学的专用词。

作为产生时间十分接近的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二者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对比一下：

一、产生背景

书院与大学的产生是包含一定历史因素的，不仅与思想文化有关，而且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 1.思想文化因素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中国的儒学变革与书院的出现，基督教的演进与大学的产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联系。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学派鼻祖孔子，主张“学而优则士”，开中国私人讲学之风。而后儒学虽屡经变革，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以贯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哲学。隋唐时期，佛道兴盛。相比之下，儒学虽有私学传统，但儒家知识分子形成普遍的“忧患意识”，自觉意识到有必要通过书院的私家讲学与佛道抗争，再创儒家教育思想，则不可避免的落到宋代新儒学――理学家的身上。他们积极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维方式和成果，有机借鉴其传教方式，以重振儒家讲学之风，力争思想领域的支配地位。

大学的出现也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与变革。12世纪，作为基督教最重要学术思潮的经院哲学，由于它相信宗教信仰的可论证性，相信上帝的全能，认为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从而不自觉的潜藏着理性复苏的因素。而重视理性的学术研究正是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同时，基督教在演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文化相当程度的保存了古希腊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精神。它的神奇必然唤起欧洲人的好奇与探求，促进欧洲大学的产生。 2.经济政治因素

思想文化因素虽然能对教育产生一定影响，但经济政治因素确实教育的最终决定因素。

欧洲中世纪大学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产生的，它与中世纪欧洲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11世纪之后，欧洲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几次伟大复兴，一些沿海地区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城市的诞生。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传统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有分工极细的行会制度，它本身存在一定的教育性质，是一种师傅带徒弟式的职业教育。这种教育毕竟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经济政治要求，便形成了成立大学的必要性。

宋代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居世界前列，是当时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因此宋代书院多出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然而，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不同，书院大都没有产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