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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实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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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设计的历程

（一）中国的艺术设计

夏朝作为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即意味着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而演进至商代和西周，则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虽然奴隶制是一个残酷的流淌着奴隶鲜血的时代，但是取代原始公社制度毕竟是一个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巨大历史进步。它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以及手工业内部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正是依靠广大奴隶和平民的辛勤劳动，夏、商、西周时期才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了原始社会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发展，尤其是出现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产生了“士”阶层，发明了文字(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始发期和科学技术的萌发期。从人类物质文化演进历程看，此一时期也是继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后被称作第三个时代的“青铜时代”。

青铜器

“青铜”是指自然铜(红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不同用途的器物或工具需要不同的合金配比，如用于利器的刀剑和用于照看形象的镜子就有较大的差别。先秦时代的《考工记》就曾记载了一个较为科学的青铜配比，如钟鼎一类器物的铜锡配比为6：1，斧斤一类的工具为5：1，青铜镜为1：1等。可见青铜的发明和利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科技成就。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开始形成，历时大约15个世纪，相当于夏商周三代。中国青铜时代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使用大量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青铜礼器。二是中国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前，有一个漫长的利用铜矿物制造器具的历史，其技术和经验已积累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中国的青铜时代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达到发展的高峰。即使进入春秋晚期的铁器时代，青铜技术仍旧有新的发展。直至战国晚期，由于铁器工业的飞跃发展，青铜的历史地位才逐渐被铁所取代。由此可说，在世界文明史册里，中国的青铜工艺是独树一帜的，其治铸技术之发达，生产和铸造规模之宏大、品种造型之多、设计之独具匠心、装饰之精致华美都是举世无双。

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人们开始用失蜡法制作铜器、能浇铸出复杂多变的造型体。它的大致做法是选用蜡制成器物的模型，然后反复淋上细泥和成一定的厚度，待泥干透后加热，使蜡质流出再将铜液灌入。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商周时期青铜器生产和铸造的宏大规模，从安阳出土的司母戍大方鼎等一系列青铜器中可以得到证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作为设计和制造者的工匠艺术家们博大的气概和胸怀。据考古学家对“司母戍鼎”的分析，这一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重达875公斤的大鼎，从铸痕看，鼎身用了八块外范，鼎底用四块，鼎足各用三块。鼎耳、鼎足中空，鼎耳是接铸的。据测定，该鼎含铜84.77%，锡11.64%，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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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铜锡合金比例符合铸造青铜容器硬度的要求。商代的熔铜坩锅，一次约熔铜12.7公斤，浇铸司母戍鼎，至少需一二百名工匠密切配合，同时操作，加上运输、烧炭、管理人员约需二三百人，可见当时青铜治铸的规模和技术水平，这种巨大的规模正是中国青铜器时代鼎盛时期的文化特征。

商周时期的青铜日用器、常被用作祭祀和典礼的礼器，故成为青铜器。其造型设计除实用外，还考虑放置祭坛上的陈设效果，因此日期器物的造型设计就有了不同因素的审美追求，这一特点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中已表现出来。例如，黑陶高足杯的高足远远超出了实用规范，对器物造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了审美意义。进入奴隶社会后，宗教祭祀活动，改变了原来从属于社会整体性质而为奴隶主阶级所垄断、所解释、成为他们表达观念、实行统治的 的工具。奴隶主凡事必卜、祭祀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青铜日用器作为祭器被视作神圣，所以日用青铜器的陈设功能还表达了奴隶主阶级的意志。

中国古代奴隶工匠设计制造的青铜器，是“可以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所制造的最为动人的杰作相媲美的作品。”作为中国奴隶社会设计的杰出代表，它以鲜明的民族与时代特色，卓越的设计意匠和完美的铸造技术，在世界古代设计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车

车，作为中国古代器具设计的品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并开启了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大门。夏代不仅有车，而且车战已成为一种作战形式。《尚书甘誓》记载夏启与有 氏战于甘泽之际的誓师词：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里的左、右和御，指的是战车上的战士和驾马者。古代一辆战车共三人，左持弓，右持、中驾马，称为甲士，车下跟随的步兵称“徒卒”。商汤来夏，其主力为“良车七十乘”，车战的规模已不小。史载当时薛部族最善于造车，出身于薛部族的奚仲曾担任夏朝的车正。(掌管造车的工官)，传说他“挠曲为轮，因直为辕。”造出的车“机旋相得”，“成器坚固”。由全木的辁发展到有福的车轮，是造车史上的大变革，为后来商周造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战争和运输、乘法的需要，造车已成为专门的行业。例如安阳大司村车马坑中，有车25辆，车为木制，由一 (单辕)、一舆、一轴、两轮组成，也可分为衡轭(驾马)、轮轴(转动)和舆轿(乘坐)三个部分。

到西周，车的种类有路车，戎车(战车)、舆(牛车)、辇(人力车)等车的形制与商代大致相同，都是双轮、独辕、方车厢、辕前有衡(横木)，两边各缚人字形轭以驾马。但西周的车制作更精致，车的部件、马饰更复杂。

《诗经·大雅·蒸民》载“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四牡骙骙，八鸾喈喈”，意即贵族的车驾四匹马，不停地奔跑，装上八个铜铃是何等的富丽堂皇，《小雅·采芑》曰：“方叔莅止，其车三千。”盛赞方叔出征时，有3000辆兵车，可见其军容之盛。造车需要木工、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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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工、皮革工等多种工匠的协作，造车水平的提高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与分工的细密，也表明设计水平进一步提高。

城市与建筑

夏、商、周时代的建筑成就，也很值得一提。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当时已开始出现。夯土技术萌芽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已经趋于成熟。商代后期驱使大量奴隶为奴隶主建造规模较大的木构架建筑。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过商周以来不断地改进，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同时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院落群的组合。

现已发掘的殷墟，就是晚商都城殷的所在地，也是商代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中心。面积约24平方公里，有人工挖成的巨大壕沟。建筑群以王宫为中心，规划布局采用南北屋两两相对，中为广庭的四合院布局，共有56座宫殿，布局规整。宫殿基址由多层硬土夯筑而成，厚2米，有排列整齐的石或铜柱础和柱洞，最大的基址长85米，宽14.5米。王宫周围分布着居民点，冶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虽然商代“茅茨土阶”的殿堂今天已荡然无存，但从仿四阿式殿堂建筑的商代青铜器上，仍可看出宫殿的巍峨峥嵘、气势非凡。商代房屋的墙和城墙是用版筑法夯筑的、建筑中的一项新技术是筑墙时使用了土坯、土坯是砖的前身。

周代统治者把营建都邑(筑城)看作立国的根本，每个都邑，都以城郭沟池为最基本的构筑。据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可考者130余个。各都邑按封爵大小而建，所谓“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候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据说周代的首都镐京方九里，有内城和外郭，每边三个门，城内纵横各九条街道，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十分整齐。

建筑的发展，必然带动制造砖瓦技术的发展。制造砖瓦的历史始于商周，实质上是制陶技术的延伸，也是古代建筑技术的重大进步。西周中晚期有的宫殿屋顶已全部铺瓦。瓦的品种有板瓦、筒瓦和人字形的脊瓦。质量有所提高，已具有大小头瓦环或瓦钉，筒瓦已有瓦当和瓦唇。

织染与服饰

商周时期，有关织、染、绣制品的间接形象资料也有很多，有青铜礼器和玉器上常出现蚕的纹样，这是因为当时很多青铜器和玉器是用丝织物包裹后入葬的，当丝织物腐烂后印痕就留在了器物上，如河南安阳发现的一件铜器上。如河南安阳发现的一件铜器上留有明显丝绢的残迹，而且能看出上面的回纹图案。在故宫保存的一把商代玉戈上也留有织物的残迹，殷墟大司空有厚达3厘米的织染品的残物，同时有印痕附着在铜器上，有些印痕还能看出是辫子股绣的绣品。

关于服饰，很多资料表明，周代已采用“深衣制”。所谓深衣，就是在“上衣下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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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将上衣和围裙连结起来，这种形式成为我国历代服装的基本特征，直至近代男子的长衫、女子的旗袍、连衣裙都可说是深衣制的延续。商代妇好墓中发现一件玉雕的人物俑，就可见到深衣服饰，衣服上刻有清晰的龙纹和云雷纹图案，与此类的玉制或陶制的人物俑还有多件。

家具

中国古代的家具设计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说神家氏设计发明了最早的床、席，有虞氏发明了最早的桌—— 俎。古代家具主要以竹、木为材料，由于竹木易于毁坏和腐烂，因此，迄今出土的古代家具甚少。商周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雕饰精美的俎、禁之类的家具。另外从象形的甲骨文字推测，床、几、案类的家具有周代已经广为应用。春秋战国时期，铜制和漆木家具的设计制作达到相当的水平。例如1978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期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便是早期铜制家具中的一件珍品。又如湖北江陵出土的彩漆木雕禽兽座屏，河南信阳出土的漆几、卧榻式木床等漆木家具，亦堪称早期家具设计中的精巧之作。这些遗存的早期家具造型古拙，装饰繁缛，通常运用漆、绘、雕等多种装饰手法，装饰色彩华丽，纹饰丰富，雕饰精致，是具有很高艺术性、技巧性与实用性的设计佳作。

家具设计主要是随人们的生活方式、起居习惯的变化而逐步发展变化的。自商、周至三国时期，跪坐是人们主要的起居方式，因而相应形成了矩型的家具设计，席与床(又称榻)是当时室内陈设的最主要因素。直到汉朝时期，床、几、案、衣架等家具都还是低矮，屏风多置于床上。至东汉时期，高形可折叠的胡床(宋以后称交椅或太师椅)自西域传入中原。自此以后，垂足而坐的习惯逐渐增加。南北朝时期胡床逐渐普及民间，并且出现了其它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扶手椅、圆凳、方凳等。床、榻亦增高加大，有的上部还设床顶，四周围置可拆卸的矮屏，下部多以壶门装饰。床上除了有供倚靠的长几和半圆形凭同(又称曲几)以外，还出现了作为倚躺埋腰之用的隐囊。

隋唐时期，垂足而坐与席地而坐的习惯同时存在，出现了高矮型家具并用的局面，总的趋势是由上层阶级带动民间向垂足而坐和高型家具过渡。这一时期的高型家具有各类桌、案、凳、椅和床。后世所用家具类型已基本具备。家具的造型简洁实用，朴素大方，结构趋于合理的简化，嵌钿及各种装饰工艺被进一步运用到家具上。高型家具经五代至宋代已日趋定型化，并且衍化出了高几、琴桌和床上小炕桌等新的家具的式样。魏晋以来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至宋代已完全普及于民间，一般百姓家庭亦已使用高型家具。宋代家具的结构与造型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仿古建筑的梁柱式框架结构代替了隋唐流行的箱式壶门结构，装饰线脚大量出现，加上牙条等装饰附件的应用，家具腿部线条与断面的多样化处理，使宋代家具的外观造型颇为美观，风格清秀而不繁琐，朴素而不粗陋，实用功能和外观形式达到高度的统一，为明清家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是家具设计的辉煌时期。由于宫殿、民居、园林等建筑的大量兴建，作为主要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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