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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为什么爱说“花姑娘的，大大的有”？这些奇怪的混合语

言到底是怎么来的？

近代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中曾产生过一些奇葩：比如“花姑娘的，大大的有”的东北协和语和“来是康姆去是谷”的上海洋泾浜英语。“I want give you some colour see see”也并非网友杜撰，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语言。这些奇怪的混合语言到底是怎么来的？文 | 郑子宁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横店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人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情况下，汉奸们会无障碍地听懂太君们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日军真是这样跟中国人交流的吗？中日杂交协和语

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做协和语的中介语言。汉语和日语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自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其间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日本人在占领区往往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台湾就在几十年的日语教育后培养了大批会说日语的民众。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时间相当短，且长期处于

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皇民化运动”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许多商店门口都挂着“只用国语（日语）买卖”的牌子教中国人学日语不好办，让日本人学汉语是否可行呢？侵略者被对方语言同化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入侵法国的法兰克日耳曼人最终改说了属于罗曼语的法语。1066年入侵英格兰的诺曼人最终也改说了英语。在中国，明末入关的满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同化，也渐渐以汉语为母语。但以上情形要么是被征服者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征服者，征服者觉得应该主动学习；要么是征服者人口数量极少，在长期传承中慢慢同化。无论如何，改学被征服者的语言并不会发生在征服过程中，一般要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以后才会发生。对于侵华日军，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学习。而在中国的日本军民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军营、开垦团等地，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学习汉语。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教材，绝大部分的日本军人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一本民国时期日本中小学辅助中文学习教材在双方都不谙对方语言的情况下，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即所谓的协和语。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

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正是拜协和语所赐。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因为没有在中国打过仗就听不懂“军队支那语”，日本军人向同胞使用“军队支那语”就可用来表示自己是“从中国归来的军人”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性，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めしめし，干活计”来表达。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刻板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