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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破解的萨尔浒大战，大明王朝的军事实力遭遇空前摧毁

-今日头条

本文作者为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通俗历史作家覃仕勇。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悍然颁布“七大恨”，公开跟明朝叫板，倾巢略明。短短数日，便攻陷抚顺，接连命下东州、马根单等五百余城堡，掠明帝国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杀明朝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万历勃然大怒，决定好好收拾这个小酋长。万历召开了一个九卿科道会议，挑出了一个牛人担任辽东经略，负责征剿努尔哈赤。这个牛人姓杨，名镐，字京甫，号风筠，商丘（今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说杨镐是牛人，绝不是信口瞎说，有事实为证：杨镐任山东参议时，曾分守辽海道，率军雪夜度墨山，奇袭蒙古炒花帐，一击得手，大胜，而后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大利边境。另外，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杨镐于次年（1597年）奉命经略援朝军务。日军由南往北猛攻，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李朝实录》），汉城告急。所幸杨镐从平壤直抵汉城，挥军与日军连番血战，终于化解城下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了稷山大捷。就因为这一战，

著名明清史研究家李光涛先生赞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足见杨镐在抗日援朝战争中居功至伟。朝鲜人也因此将杨镐视为民族大救星。继稷山大捷之后，杨镐乘胜再战，拟将日军主力围歼于蔚山。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连接的十数日暴雨使日军躲过了一劫，明军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功败垂成，未能使战果进一步扩大，反被日军所败。按理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可是，杨镐却因此遭到了朝内大臣的激烈弹劾，指责他“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明神宗实录》），最后落了个革职撤回的下场。杨镐回国之日，朝鲜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痛哭流涕，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牵衣拦道，一送再送，直出郊外，大臣纷纷赠诗为别。（事见《再造藩邦志》卷五）这还不算，朝鲜国王此后还多次上疏万历为杨镐鸣不平，并建宣武祠于汉城南郊，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悬于祠内，供奉杨镐画像（见《李朝实录》）。这次挂帅出征，杨镐的所遇上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明朝驻守辽东的守军尚有两万余人，但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明朝必须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所以，除了由杨镐全面负责辽东事务外，万历还任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原总兵杜松负责驻守山海关，

原四川总兵刘綎、蓟镇总兵王国栋、副总兵柴国柱、延绥总兵官秉忠随时候命。杨镐通晓军事，深谙兵凶战危，到了任上，并未草率采取行动，而是聚积粮草，集结军队，收集难民，振作士气。这年冬天，四方援兵完成了集结。其中，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则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而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全部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此外，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包括后勤、运输等等，号称四十七万。由于四方调兵，辽东军饷随即骤增三百万两，于是循当年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催促杨镐抓紧行动。杨镐通过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玉庭等人商议，定于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杨镐大会诸将，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四路，分进合击。杨镐这个做法，也许会有人存在疑问，觉得，将明军的十万人分成四路，那么平均每路只有2.5万人，而努尔哈赤有6万左右的兵力，一旦努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