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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科学区分

作者：张业振

来源：《桂海论丛》2018年第02期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经常出现的两个基本概念。然而，人们对二者有一定的误解，不太注意二者间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在论述共产主义发展与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时，第一次明确地科学区分了这两个概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两个可更替的独立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与革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2-0060-06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经常出现的两个基本概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人们对二者都有一定的误解，往往不加区分地使用。但是，它们的确又存在某种差别，并不能说是可以随便替换的概念。尽管不少学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表达，但却没有具体指明区分它们的科学依据以及使用界限。实际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①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思想，第一次科学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国家与革命》，理清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二者的科学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读过《国家与革命》的人们发现，列宁的理论旨趣起初并不在于阐明“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和差别。那么，列宁具体是在什么论域中完成二者的科学区分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列宁创作《国家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和提出的具体问题。

列宁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指出，国家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174-175。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使国家与资本家日益融合在一起，加深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同时，旷日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更加激起了劳动群众的愤慨。因此，“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1]175。对当时的俄国而言，更具紧迫性和现实性。1917年2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形成了两个并存的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俄国革命到底该何去何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认为，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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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主张先把政权集中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去，无产阶级只需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政府，待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再进行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主张果断地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正当大家争论不休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暴露了其反动本质，无耻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即便遭到这样的打击，那些“理论家们”仍然“忘记”或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使机会主义偏见大行其道。因此，“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1]175

那么，该如何作斗争呢？列宁选择了理论斗争的方式。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为此，列宁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大量经典文献，并创作了《国家与革命》。在这部著作中，列宁首先系统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1]175，论述了国家起源、本质、特征等，并引出了国家“自行消亡”这个理论难题。既然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那資本主义国家也是“自行消亡”的吗？对此，列宁斩钉截铁地说：“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1]190然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还需要国家？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似乎不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建议他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哥达纲领中去掉，改成“共同体”[3]414。而马克思在给威·白拉克的信中，却谈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问题[3]445。从文字表述来看，似乎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条件下还需要国家，是对恩格斯观点的否定。事实真的如此吗？列宁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敏锐地指出：“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各自研究的题目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不同的，马克思只是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1]255。“顺便”提到并不代表思想不深刻。实际上，《哥达纲领批判》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做了“最详尽的说明”，只是其精彩的论战部分遮盖了其正面论述的部分，即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列宁分析到这里，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论域就悄然形成了。概括来说，为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说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列宁在阐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的过程中，科学区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针对国家消亡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通常叫作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1]262-263，从而区别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完全的“共产主义”。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为“社会主义”

在总结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错误思想时，列宁用了一个括号进行补充说明，其具体内容是：“通常叫作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在这个括号里，列宁第一次明确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列宁又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特征，特别说明了这个阶段的国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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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私有财产了，已经归全社会所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得到了确立，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这个阶段的社会还不能实行拉萨尔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实际运行条件，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过程中不得不先进行“两次扣除”，这样一来，“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变成“有折有扣的劳动所得”了，“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这种看似“平等的权利”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因为“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劳动者之间在婚否、子女数量等方面存在实际差别，按照“平等的权利”进行社会产品分配，“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这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弊病，“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3]435。

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说明，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种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1]264我们必须清楚，“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435。仅仅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全部转归社会公有，还不能消除“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社会产品还是按劳分配，这种权利就会继续运行；只要这种权利还在运行，就“还不是共产主义”。在废除资本主义之后，人们既无法立即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也不能立即为克服这个弊病创造经济前提，没有比“资产阶级权利”更有效的替代方案了。正是由于这样，“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还需要国家机器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受破坏，保卫社会成员劳动和社会产品分配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此，列宁总结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资本家已经没有了，也没有了可镇压的阶级，国家正在消亡，转变为“非政治国家”了，但国家并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1]266 （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是完全意义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显然，“社会主义”阶段还不是那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有隐喻式、总括式和对比式的描述，但始终没有具体的、详细的规定。因为，他们深知，“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3]529。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应该在实践中去回答，而不是陷入纯粹的空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将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拉萨尔把重点放在了分配问题上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436社会产品如何分配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必须要以足够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的。”[1]267嘲讽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实现的那些“理论家们”，正是基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们思想来发挥想象，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当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立即可以到来的社会，这是多么的愚昧无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谁许诺过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