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14 14:54:00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一位高级编辑对史密斯说，当政的都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社会上的人都知道这个，都不再相信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有人在谈?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关键第三年?，其他人明明知道这毫无意义，但照样神情严肃地听着，并重复同样的口号。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人们玩这个假面游戏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这是一个毒害人际信任和相互尊重的犬儒游戏。一位名叫图尔钦的建筑师对史密斯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觉得有罪。他们无法了解，他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他，以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
图尔钦对这种犬儒主义的政治危害非常担忧，他认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俄裔美国人类学家艾利克斯·尤恰卡（Alexei Yurchak）在《完蛋之前，什么都万岁：最后一代苏联人》一书里称，这是一个靠“说”（talking）维持的制度，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人，在用“说”构筑起来的世界之外，不知道存在什么“真实的世界”。“说的世界”是“真实”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也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么相信。苏联垮了，显示那个“说的世界”变化了的，是人们不像以前那么说了，“令人惊讶的是，当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话语环境改变了的时候，这个制度也就一下子土崩瓦解了”。 政治笑话最流行的时代
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原来的话语环境依然存在，却是苏联政治笑话最为流行的时代。尤恰卡在《晚期社会主义的犬儒理性：权力、假面和政治笑话》一文中称，整个社会都知道官方的那套说辞不过是在为权力装扮门面，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流传讽刺挖苦现状的政治笑话和段子，因此，“解读无权者所说的政治笑话，便成为了解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和对权力看法”的特殊途径。
尤恰卡在苏联政治笑话和段子里看到的是一种混杂着不满与顺从的“犬儒理性”。当时的苏联人“都知道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基本上都是假话，却同时又把它当成了不可改变和永远如此的东西”。他们满足于说政治笑话，把说笑话当作对不良现实唯一的“正常人”反应，而把对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批判视为“神经病”行为，要么就是为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么就是对改变现实太想入非非。他们热衷于交换对现实不满的讽刺笑话，但笑话引发的却只是“苦笑”甚至“傻笑”，而不是来自成功抵抗和思想解放的那种自由而开怀的欢笑。
尤恰卡用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对批判型犬儒主义(kynicism)与顺从型犬儒主义（cynicism）的区别，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幽默。在苏联，说政治笑话的大多是其所说的顺从型犬儒。在他的区分中，批判型犬儒是那些“敢于公开挑战流行谎言”，像第欧根尼那样公然叫板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犬儒。他认为，苏联不是雅典，苏联人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受到人们普遍尊重的规范和道德，而只是“一种?犬儒化?的意识形态，它之所以还在统治，并不是因为人们真的相信它??而是因为他们在装作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谁都知道假面后面藏着一张怎样的真面孔，但是，除了装作相信那假面孔是真面孔之外，别无选择??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无力抵抗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每个人也都承认无力抵抗自己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假装支持。斯洛特迪克称此为?停止抵抗的幽默?，齐泽克称其为?极权下的发笑?”。
苏联时代的笑话是普通犬儒文化的一部分，它包含着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但是“它并不揭露官方权力，所以人们对这个权力还是无所知、无所思??这些笑话同时揭露了人们行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楚意识形态是谎言，一方面却又在假装相信这个谎言。他们暗暗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官方在说谎，但也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好像不知道，甚至想都没想过的样子?”。
这种犬儒伪装也存在于其他压迫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例如，历史学家詹姆斯·斯考特在《统治和抵抗的技艺》中分析的马来西亚下层农民的“弱者反抗”手段就是这样，这些手段包括装傻、假戏真做、与权力玩捉迷藏、胡侃、没正经、捣浆糊、伪装忠心、造谣、传播小道消息、表面假装恭顺背后嘲笑、讽刺、挖苦，在大多数的时候沉默无声、装聋作哑，却暗暗诅咒和使坏。文化研究者在同性恋的“敢曝”反抗中，同样发现了这种逆来顺受的怨愤、无厘头搞笑、阳奉阴违、自我羞辱和玩世不恭，这是另一种消极抵抗的犬儒主义。
政治笑话之所以成为一种大众犬儒主义，是因为它是权力犬儒主义的映射和被动反应，并不是独立思想批判的结果。
现代犬儒主义普遍存在于各种不能互信的社会，对权力的恐慌、对规则的不
满、对人际关系的怀疑，使得犬儒主义行事方式深深植入社会肌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不同地位和身份的群体，其犬儒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无权者的犬儒与有权者的犬儒，习惯性犬儒与知识分子犬儒。无权者和有权者的犬儒
权力的犬儒是非常傲慢的：我就这么对待你，你能拿我怎么办？由于傲慢，它的压制和欺骗手段都很粗糙，连骗人都经常是敷衍潦草，懒得谨思慎行。由于长久被这样对待，无权者的对策是，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信，你越说得一本正经，我越拿你当笑话。这是一种犬儒的对策，是从腐败的社会生活中习得的防卫欺骗上当的生存策略。
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指出，说谎的人都希望搭诚实的便车，也就是希望别人都诚实，自然也就不会疑心他是在说谎。在犬儒社会里是没有这样的诚实便车可搭的，因为人人都是识谎和说谎的高手，谁也骗不了谁。人们只是在自己需要装作诚实或需要装作相信别人诚实的时候，假装看不见谎言而已。博克指出，“欺骗和暴力都是对人的蓄意侵犯，都是强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暴力造成的伤害，欺骗也都能造成。但是，欺骗的作用更加微妙，因为它不仅作用于人的行为，而且也作用于人的想法。”欺骗的伤害不仅是对个人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犬儒化。
在一个不能互信的社会里，会出现一种怪异的人际“信任”。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如果人们不能互相预测说真话，那么他们便会总是疑心或觉得对方是在说谎。这也是一种犬儒式的预测，一种基于必然谎言而非可靠真话的“信任”。人类无法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世界里，人们普通理解的信任是建立在不说谎上的。塞缪尔·约翰逊说，就算是魔鬼，他们之间也互不说谎，因为地狱的秩序也是要靠真话来维持的。但是，犬儒社会改变了这种最低程度的真话秩序。
政论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犬儒主义包括有权者的犬儒和无权者的犬儒，它们既是互不信任的对手，也是加剧和维持犬儒文化的合谋。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法勃指出，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犬儒主义都不把社会规范和法治当一回事，都不相信法治能对公民起到道德教化和社会优化的作用。无权者不是傻子，知道法规不过是有权者谋求私利的玩物和欺骗把戏。他们心怀怨愤，却又无可奈何。他们不只对不公正的法规抱有反感，而且对公共规范和法治观念本身失去信心，不再抱有希望。不管法规是否合理，无权者都只是在表面上表现出服从的样子，心里却充满了鄙视和怨恨，一有机会便我行我素、胡作非为。
他们这么做，并不觉得有什么道义上的亏欠，因为制定法规的有权者自己也
是在胡作非为，只是手段更巧妙、更道貌岸然而已。无权者即使遵守规范和约束，也不是出于什么义务心或责任感，而是害怕不遵守的后果和惩罚。马基雅维利说，害怕是比爱戴更有效的统治工具，很适合今天的犬儒社会。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犬儒主义总是在恶性循环，形成一种恶吏统治刁民的强制性秩序。
民众不是没有要摆脱伪装和要过真正道德规范生活的愿望，他们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期待和失望，才彻底放弃了希望，因而变得犬儒和死活不再相信的。戈德法勃说，不能只看到无权者的犬儒而忽视当权者的犬儒。当权者玩弄规范和无视规范，这是造成无权者不相信规范的根本原因。如果一味责备和讥讽无权的犬儒大众，“这种讥讽本身就很犬儒，也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 大众犬儒主义的危害
在不同制度中，大众犬儒主义与有权者犬儒主义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民主制度里，有权者犬儒主要表现在政客个人的言行中，其最大特点是“公开化的欺骗和明知实现不了却照样随便信口许诺”。为了争取选票，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地向选民许愿，不当利用，甚至滥用民众所怀有的理想观念（民主、自由、美国梦），把这些美好的理念变成空洞的说辞，而民众则由于不断的失望而走向犬儒。 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说，政客为了自己赢得权力，不惜“把被统治者的良心都挖干”，政客们自己不相信，但却要别人相信他们的美丽言辞，结果使民众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终于对什么理念都不再相信。在民主社会里，民众丧失政治信念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犬儒主义，它导致许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抵制和破坏重要的社会议题，如信仰、理性、乌托邦、改革。它颠覆了我们对重要观念的思考：自由、权威、自我、变革、稳定。” 在威权和专制社会里，有权者的犬儒主义主要表现在官方宣传中，同样也对民众的政治信念造成巨大的破坏。戈德法勃对这种大众犬儒有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他写道，“在东欧旅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处不在的宣传招贴和标语牌，写的都是革命口号，还有许多歌颂革命工农兵的公共纪念碑。意识形态的热情展示在报纸、杂志和流行书籍的语言里。但是，如果你居住一段日子，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就会看到巨大的裂痕。官方的语言和说辞很少出现在人际交谈中??按照我们的观察，老百姓过日子??即使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升迁，也并不使用这种语言。”明明知道老百姓无兴趣，有反感，但为了展示和巩固权力，不断重复一种假大空的语言，这便是东欧的有权者犬儒主义。
官方宣传的说辞与现实之间可以是完全脱离的，民众看到这个脱离，看穿了宣传的虚伪不实，但却不能公开说穿。革命、苏维埃都曾经是美好的理念，但它们都与普通人的实际经验差距极大，老百姓只是在政治笑话里才会拿它们来正话
反说、揶揄、恶搞。有这样一个苏联笑话：苏维埃悲观主义和苏维埃乐观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苏维埃悲观主义认为，情况不可能变得更糟，而苏维埃乐观主义则认为，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官方说苏维埃意味着更美好的明天，民众笑话里用到了“苏维埃”，但却是为了嘲讽和挖苦。
像这样的政治笑话之所以成为一种大众犬儒主义，是因为它是权力犬儒主义的映射和被动反应，并不是独立思想批判的结果。历史学家艾什指出，这样的政治笑话“往往是一种安全阀，一种发泄形式和力不从心的表达。当你不能采取实际行动时，只好口头说说而已”。不自由状态下的政治笑话只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众生活领域的诚信危机，以及官方话语的伪善，但它却不是在说真话，更不是一种公民们公开表达异见的方式。 习惯性犬儒与知识分子犬儒
现代犬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看穿”：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公正（总是为某些人的私利服务），看穿一切价值的矫饰和虚伪（无非是被某些人利用来掩盖他们的私利）。犬儒主义之弊不在于“看穿”，而在于“看穿一切”。不加分辨、不分青红皂白地看穿一切，这就会变成不假思考、没有判断，只凭条件反射地说“不”。这样的犬儒被称作习惯性犬儒，不思考犬儒或永动型犬儒。
凯尔德维尔就犬儒主义的“看穿一切”写道，“犬儒主义在社会文化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能洞察所说的与所做的不符，这经常是有用的，也是适宜的。但问题是，习惯性犬儒一概而论，无视那些能够言行一致的人们。习惯性犬儒丧失了判断犬儒何时适宜、何时不适宜的能力。它是一种自动的犬儒，对善和恶之间灰色地带的细微变化完全没有感觉。”习惯性犬儒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怀疑，什么时候应该信任，什么情况下可以怀疑，什么情况下要守护信念。
习惯性的犬儒，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而是一种经验性的定型结果。人是因为不断抱有希望，又不断失望和幻灭，最后才索性放弃希望，成为犬儒的。可悲的是，犬儒看穿一切，也看穿了自己的希望，把自己逼进了绝望的死角。犬儒因此同时是环境和他自己的受害者。
凯尔德维尔还指出：“屡屡失望能自动产生犬儒主义，犬儒以前什么都见识过了。这么多的规划、解决方案和理想都提出来过，屡试屡败，这么多的承诺，无不是空洞的口惠。终于只能用犬儒主义对待任何事情。还要多说什么？干吗还费心思去想它？肯定不会有结果。??犬儒一旦成为习惯，变成自动而不假思考的反应，再有根据、再逻辑合理的说服，想影响它也都是枉然”。通过公共对话，说理可以帮助愿意思考的犬儒变得不那么犬儒，但对习惯性的犬儒却毫无作用。
习惯性的犬儒处处只看到危险，这会造成人的生存危险意识错乱，为求安全而把一切都视为危险的人反而会更不安全。这是因为它使人丧失对生存安全条件的判断，“习惯性犬儒使我们对朋友的善意视而不见，无法察辨生活里的真正危机，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关注哪些看法，并作出何种反应”。这两位传媒学者看到，犬儒主义有时候是一种“生存智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合理的作用，他们反对的是习惯成自然，在不思考状态下的非理性条件反射，他们称之为“习惯的、平庸的、不假思考的犬儒主义”。
习惯性犬儒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许多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即刻看穿和否定的习惯。他们无需了解事情原委，也不用思考，更不要说深入思考了。他们当中有的成为“用脚后跟想都知道”的犬儒。这样的犬儒不仅自己不思考，而且对别人的思考极为鄙视和反感。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十足确定地否定任何思考的结果，将其看穿为“叫兽”“砖家”的胡说八道。这样的犬儒有它反智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经验基础和根据，是某种程度上真实的生活经验的产物。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本来应该是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结果，他们的犬儒主义在于一面明明知道知识应该独立（他们也假装自己是独立的），一面却又蓄意讨好权力，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却依旧坦然为之。他们随时准备为权力人物的一时政治之需提供“理论支持”，而在他倒台时，犹如一群附势趋炎的食客，树倒猢狲散。
一些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已而做“纯学问”，是一种憋屈的学术“自宫”。这种一开始是逃避政治权力的“学术隐逸”，一旦有目的地转变为在政治、社会问题上以沉默来践行顺从和不惹麻烦时，也就变成了一种怀着憋屈装清高的犬儒主义。它以不反抗的“正确理解”来假装“纯学术”是学人自己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这样，“纯学术”被当为无可非议的“学术价值”，在学界被宣扬和传授。 在普遍缺乏公开性、真实感、相互信任的社会里，转基因的犬儒会四处蔓延，不断变异。这种生活状态和社会文化本身就是深度犬儒主义的。深度的犬儒主义渗透在许多人的行为方式、处世原则、思维模式、生存策略、生活态度、话语习惯和人际关系中。然而，无论一种犬儒主义如何特殊，如何深度进入社会文化的肌理，它毕竟只是特殊群体应对特殊生存处境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人类的必然生存处境，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和希望，它是一定可以改变的，它对公共生活的消极影响，也是一定可以受到遏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