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17 19:44:42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匈奴的骤然崛起，造成了胡汉对立的局面。秦朝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对抗匈奴，汉继秦业，经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终于在公元前119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击败匈奴，凿通西域，宾服西南，使“汉”这一国号取代“华夏”成为天朝子民的代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人因为军事上的胜利，拥有出类拔萃、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于军事而言，涌现出霍去病、赵充国、班超、耿恭、傅介子等一代名将，充满主动出击、开疆拓土的宏大抱负，经常出现孤立无援却以少敌众的经典战例。此种精神，为后来历代所不及（唐代与此情况不同）。而汉朝去古不远，德育天然；又以公羊儒治天下，衣冠制度，典章文明，皆随武功而辐射周边，故四夷宾服，是文明上的闻风向化，而非军事上的被征服。以西域各国为参照，汉与匈奴这两大强国，本是不分轩轾，但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考古情况来看，显然是汉朝对西域的影响更大。到得后来，匈奴除西遁诸部外，余部皆自居汉人甥侄，故王莽篡汉，匈奴不满；刘渊造反，犹用汉名。五胡虽将汉人政权晋朝驱至江南，但五胡亦以汉统自居，北魏帝室甚至不惜更改祖宗之姓，变胡为汉。若非如此，经过反复战乱与屠杀后，北方汉人与五胡的总人口数已几乎持平，最终又怎能同化五胡？隋唐帝室皆胡汉混血，为何又自称汉人，而不自称鲜卑？ 魏孝文帝改穿汉服，皇太极却剃发易服，差异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即在于宋明两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精神远逊于汉朝。然而，不论如何，最终却是半胡半汉的隋朝统一了中国，江南的汉人正统王朝归为臣虏。汉朝的精神影响永在，但中国人的血统已经变了。秦汉和隋唐的“大循环”，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不同之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一种独立而自信的精神，中国历史上最具这种精神的王朝，无疑是汉朝。 第三期为中国时期。

此期从隋文帝统一中国始，至蒙古灭宋终。 隋唐虽然强势，本旨上却完全不同于汉朝。汉朝纯以汉人武装击败匈奴，名将皆为汉种；而隋唐是以胡制胡，名将多为胡人。汉朝以公羊儒治天下，充满经世致用之礼制精神和人本主义；而隋唐已广泛接受佛教，社会充盈着宗教气氛，独立自信的精神日益沦丧，中唐复兴的儒学亦难脱佛教影响，最终发展出格物修身之宋明儒学。汉朝废除古之肉刑，崇尚德化，以贤孝荐选人才；隋唐承胡人余绪，观念散漫，仅于刑法而言，忽而极为开明，忽而惨绝人寰，科举实行，社会崇尚竞争，德化不可复见。

唐朝武功极盛，唐太宗被四夷称为“天可汗”，为天下共主。即此一称呼，便可知蛮夷之视唐朝，与当初蛮夷之视汉朝不同。蛮夷视汉朝，不仅是军事强国，且是文明上国，即孔子所谓之“中国”；蛮夷视唐朝，徒为军事强国，而文明与蛮夷同类，因唐朝本就是胡汉之混种，即便称唐朝为“中国”，也不过是地理之“中国”，而非孔子所谓之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宋人欧阳修批评石敬瑭、桑维翰之辈卖国，但实际上，承袭梁唐晋汉周这五个北方政权的宋朝，未必就全是汉统。石敬瑭本来就是太原的沙陀人，属突厥的一支。一班突厥人将“五胡混居”之幽云十六州献与属鲜卑遗种的契丹人，此情此景，与十六国时代依稀彷佛，是胡人与胡人的交易，与汉族的守土御侮无关。直到元末，北方很多地方，尤其是今天的北京、太原、大同等地，都是“五族混居”之地。故元好问作金朝遗民，郝经作蒙元的“苏武”，他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究其原因，则是数百年来，对民族融合早已司空见惯。仅凭胡与汉这条标准，已不能分辨出忠奸贤愚。实际上，自隋朝到元朝，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所谓“第二个大帝国”时期的陶铸，中国人在血统上，已与当年的汉朝人大相径庭，用“汉”这个字眼已经不科学不严谨，只得拈出那个文化概念——“中国”，来标饰我们这个民族。

第四期为中华时期。

此期从元灭宋始，至今犹是。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蒙古是全世界旷古绝今的征服者，它的理想是把全世界变成它的牧场，自然也包括中国。元朝废除科举、变良田为牧场、屠戮汉族大姓、实行初夜权，种

种暴政，都足见其不愿意作中国人，而要中国人作蒙古人的奴隶。满清不废除科举、不抢占良田，貌似要融入中国文明，但他欺骗合作者（吴三桂）、屠杀抵抗者、剃发易服、大行文字狱、满汉不通婚、禁止移民东北，种种倒行逆施，比之蒙古之直来直去，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亦足以证明其不愿意作中国人，而要中国人作它满族人的奴才。“中国”本是个文化概念，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即使后来演变成地理概念，也决不能将蒙元和满清这样残暴的统治者姑息为“中国人”。但是，元朝和清朝毕竟是史书承认的正统王朝，这两个朝代又偏偏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两个朝代，他们代表中国在实行内政外交，因此，只得将“中国”二字作一变通，改为“中华”，以表示前后的不同。

关于明朝，在肯定这个汉人王朝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与元清一脉相承，而与之前的唐宋大相径庭。至少，他在驱逐蒙古之后，并未乘机完美地“恢复中国”，行省制、高度中央集权制等中国本无的制度，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果这是一场变革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最终出现巨大弊端，导致中原再次落入胡虏之手，最后输得连衣冠头发都没保住，真可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朝、民国和今朝都不例外。

有关以上四个时期的论述，尚待进一步完善。惟通过这一分期，大略可知中国的民族演变，已使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惰性，既远离了先秦和汉朝那种刚健自强的精神，也迥异于日本、韩国、塞尔维亚、车臣等国家的桀骜不驯或狭隘自闭。这种宽容博大未必全是坏事，但显然具有强大的腐蚀性。因此有不少人指出，如果当初日本人彻底击败了中国，只怕又是一个新的王朝罢了。如若不信的话，试问上次俄罗斯击沉渔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否真的敢跟老毛子打上一仗呢？

在经济实力跨出巨大一步的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日益抬头。愚见认为，民族主义也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若结合此文来看，则是立足中华、恢复中国、重塑华夏与汉朝的精神，说到底，便是自信力的恢复。

古德诺的拈出世界通行的“民族”主义来说事，想证明中国可以有汉族皇帝，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他错了——以袁世凯这样的杰出人才，最终仍是做不了皇帝。足见汉人的心理，恰恰是宁可沦于异族，也不愿屈于同胞。

（四）实践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命题，实践充其量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对于袁世凯称帝这样的事件，是否应该由实践来证明它的对与错呢？假使袁世凯称帝十年，中国国力大增，并击败日本，雄踞世界强国之林，此时便可检验真理了。可惜的是，袁世凯称帝未成，抱愧而死，中国迅速跌入军阀混战的惨祸之中，局面之糟糕无以复加。逆推之下，则称帝云云，也不至于是最坏的事情。（袁世凯任总统的四年，为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可惜只是昙花一现。）

古德诺在他的文章中，反复指出一点，即采取何种政体，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社会经济情状有关。他的意思，即是要顺天应人，而不是因果倒置、屁股指挥脑袋。如果政体不合适，则虽底定一时，不久仍不免会发生变化。结合上世纪的中国史来看，多少仁人志士，满怀理想，倥偬革命，到头来，却是大乱频仍，人头滚滚，得不偿失。政体云云，至今没有一个圆满的成果。但是无妨，所有这些悲剧惨剧闹剧，都可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宏论去一笔带过，因此我亦无言矣。每念及此，便觉古德诺真是忠厚长者、至诚君子。顾问顾问，顾得就问，他这个顾问，却积极主动一至于斯，连前途名誉都赔上了，真令人肃然起敬。

据说古德诺这篇文章，被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改过。袁克定是一个饱受非议的人物，

但实际上他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知识精英，精通数国外语，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他曾访问德国，受到德皇的恩宠，因此对德意志那样的帝制充满憧憬，遂成为袁氏称帝的最大推行者。帝制失败后，他避世不出，惟在抗战中严拒过日本人的拉拢。解放后为文史馆馆员，依附表弟张伯驹为生，终日嗜读外文书，等闲不出小楼一步。他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对古德诺的文章加以“润色”是有可能的，但其添油加醋不免，改变基调则不能。吾人上面拈出的几个问题，都散见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是篡改不来的。而且，古德诺为了这篇文章，丢掉了代表共和党，与威尔逊竞选美国总统的机会。若有篡改，古教授是一定会辩白的。

2009年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