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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自觉意识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魏晋乱世不仅造就了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枭雄人物，也造就了一大批对时代敏感的士人，如嵇康、阮籍等。《世说新语》集中表现了这批士人。他们或放浪形骸，纵酒狂啸，或曲酒流觞，寄情山水，洒脱不羁，体现出一种个性解放的姿态，展现了“人的觉醒”。这跟两汉经学的解体和玄学的兴盛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此外，个体内在时间意识的觉醒也促成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自觉，从而表现出内向性特点：重情、爱美、热衷文学和艺术。

在此援用柏格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相关研究，确立“本源时间”这个概念。“本源时间”来源于人自身存在的展开过程或海德格尔所界定的“to be”。人的生命的展开就是时间现象的本源。“本源时间”又可被看做是“内在时间”，它构成了时间现象最内在的基础和框架。更为重要的是，“本源时间”内在于每个个体生命，因此每个个体生命对“本源时间”有纯粹先验的直觉[3]。

这种直觉最直接地体现在《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大量感

慨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诗句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有“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植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桓温甚至发出“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呼声，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4] 由于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只有拓宽生命的广度，提高生命的质量。纵酒狂歌、服食丹药、寄情山水、及时行乐和享受，这仅仅是乱世中痛苦心灵宣泄的一种途径，在狂放的表象的下面，则包含着对生命的执着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那里？成为魏晋士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酒、药、山水是魏晋士人对生命追求的一种外在形式，而对于情感、美和文学艺术的追求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内在肯定，是对有限生命的升华。这对乱世中的魏晋士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情感和心灵的慰藉。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内在追求，使得魏晋士人表现出一种洒脱从容、淡定自然的风度，至今仍令人神往。 1、对感情的重视

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是人维系其社会属性和个体生存的重要支柱。没有情感的人是没有灵魂的，无异于行尸走

肉，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生命的灵动和精彩。魏晋时代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情、多情而不滥情的时代。魏晋士人虽然超脱，却未能忘情。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世说新语》中，甚至连“任诞”、“简傲”、“俭啬”、“汰侈”、“惑溺”、“仇隙”等篇，都是对于人的真性情的真实展示和张扬。比如，《世说新语·雅量》[5]：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桓温，一介南征北讨的赳赳武夫，堂堂七尺男儿，情致如此铮铮铁骨，在残酷的疆场上，英勇杀敌，流血流汗，毫不畏惧，面对一老树却至垂泪。俗语“乱世出英豪”，桓温有着伟大政治抱负，他无心久居人下，渴望建功立业，甚至不惜落得乱臣贼子的骂名，北征是其人生历程中的重要一幕。当他故地重游时，发现木已十围，木犹人也，桓温人生中的重要十年，也随之逝去，不复往矣。功未成，业未就，留下的只有桓温内心对于生命年华易逝的无限唏嘘和慨叹。

魏晋士人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突破了道德礼教的束缚。比如，《世说新语·惑溺》[6]，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荀粲情深”的故事：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