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9/17 4:07:47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论析沈从文小说中“杀人”叙事的精神向度的论文

论文 关键词：沈从文；杀人叙事；思想启蒙；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沈从文有不少小说涉及杀人。尽管沈从文将杀人叙事控制得如此不动声色和若无其事，但仍可窥见其中所蕴涵的多重诉求：以展示当权者滥杀无辜的事实否定军阀 政治 ；从剖析愚昧的国民精神状态切入，昭示实现人的 现代 化之必要；从揭示

在 现代 文学的杀人叙事话语中，虽然杀人与看客密不可分，两者往往相互依存，同时出现，但不同作家还是有不同的书写侧重。鲁迅的创作目的旨在展示愚弱的国民性，所以多将目光聚焦于刑场周围的看客。而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则为了凸现 政治 集团滥用权力草营人命的事实，书写的重点是杀人本身—被杀前的刑讯逼供，行刑时杀人者与被杀者的表现，杀人后活人玩弄死人头颅等过程。尽管如此，沈从文的杀人叙事还是有意无意地再现了一批看客群像，具体地说有两类:一类是残忍型看客，他们不仅愚昧，面对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时，也没有起码的同情与关怀，甚至还能从玩味别人的不幸中获得某种满足和快感。《菜园》中的看客无疑是愚昧的，不要说城里人对xx党的献身十分冷漠，就连死者的母亲也与夏瑜之母一样，对儿子的被杀只有痛苦，没有理解。《新与旧》中的“全县城军民各界”面对革命夫妻被砍头，在“齐声喝彩—对于这独传拐子刀法喝彩”的同时，还觉得刽子手的“将来不可小觑”，而对死者没有丝毫的同情，更谈不上理解与怀念。这些看客总能从他人的痛苦中找到刺激和乐趣。由于有他们的存在，人间的一切悲剧都可以化为可笑的表演，成为使人兴奋的游戏，变作娱乐的材料;另一类是帮凶型看客。这类看客也许并不那么无知，能够分清是非，但为了依附强势力量，昧了良心趋炎附势，或者从自己的隐秘私欲出发，不仅极度漠视他人的痛苦，而且落井下石，主动参与践踏受害者。《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提议将巧秀妈沉潭处置时，族中人为了“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与“图谋那片薄田”，不加思索便随声附和，并把她“上下衣服剥个净光”。他们“一面无耻放肆地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青肉体，一面还狠狠骂女人无耻”，看着老族祖将其推人深潭中活活溺死。《渔》中的两族人械斗时，男人作为参与者上前作战，女人作为看客一边呐喊助威，但械斗结束后，他们又都成了悲剧的制造者，一起杀俘虏、烹人肉。这类看客有的只是虚伪与残忍、私欲与暴庆。他们以示众弱者为娱乐，成为了暴君的臣民，将无以生存、无力抗争的同类推向祭祀的刀姐，在有意无意之中做了帮凶。

如果从思想启蒙角度审视沈从文的杀人叙事，就可见出作者试图站在民族自救的高度，以现代理性观照和剖析人性的种种之后病，从而引起注意，达到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的目的。 三

如果说沈从文杀人叙事中的思想启蒙诉求重在关注人之现代化，那么，其文化批判诉求则重在思考文化的现代化。德国心 理学 家弗洛姆认为:“人类嗜杀，往往并不是为了生物学上的目的或社会学上的目的，他为杀而杀，这种嗜杀的欲望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而“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文化的人，而且从传统积淀的因素看，首先是文化人，它为特定的文化所‘塑造’，其身上刻印着独特的文化性格”。由此可见，沈从文笔下的种种人性病象实质上是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中长期积淀所致成的心理滴疾。沈从文构建的杀人叙事话语中理应寓有文化批判的意义。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它规定和制约着的人的独特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沈从文深知地方的习俗已渗透到边民的血液里，沉潜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极具强固的延续力，要摆脱其必将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他1934年乘船返回湘西，面对秀山丽水，居然仍能感受到游荡在空气和河水中的血腥的野蛮气息:“那种声音与光明，正为着水中的渔和水面的渔人生存的搏斗，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

在。我弄明白了，回到舱中以后，依然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我所看到的仿佛是一种原始人与 自然 战争的情景。那声音，那火光，都近于原始人类的战争。沈从文感到人们必须警惕落后的习俗，以免产生“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的悲剧，并在创作实践中表达了这样的诉求。如在《夜》、《我的 教育 》、《黄昏》等作品中，通过人类毫无节制的相互残杀、围观者的狂欢，以及取死人肝胆作下酒菜和垠吃人肉等场景的书写，透视出乡间习俗的野蛮性。总之，沈从文的杀人叙事通过对一曲曲乡间人生悲剧的冷峻演示，表现了对落后的民俗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尖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