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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延伸到了祭祀大典，在祭祀上需要贤妃与君王一起主持。祭祀是国之大事，找到合适的贤妃对于君主来说非常重要，故“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不得淑女，以为己忧。这自然是令人忧愁的，“窈窕淑女，寤寐思服。 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与共之乎。”其中的琴瑟、钟鼓也是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成分，而不仅仅是男子追求女子的方式。

（一）联系

《毛诗正义》、《诗集传》、《诗经原始》、《诗三家义集疏》四书的释义，都是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来解读，而不是单纯地认为是民歌，从反映民风民俗的角度进行解读。将“君子”和“淑女”放到了政治伦理体系中，即君主与贤妃，所以对于两者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有着深刻的解读。这不仅仅是男子对女子情感上的追求，更是因为君子与淑女双方的道德水平都很高，可以作为天下的楷模，双方结合可以恩泽万民，风化天下。君主能够找到自己的贤妃，对于国家的命运，民风的教化都有着重要意义，而求之不得对于君主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因而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二）区别

四家对于《诗经》的解释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毛诗正义》对原诗的解读中，对词性有着一定的指向，初步明确了实词与虚词的类型、意义等方面的特点，对于后世学者的注释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诗集传》在《诗经》原文中插入用反切法标明的注音，再分句判断其“比兴”，接着解释词句的意思，然后结合之前的注释，最后写出自己的理解。对原诗艺术手法的运用进行了赏析，有从美学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诗经》的文学研究上，方玉润以原诗的主旨为最高原则，遵循从原诗的角度出发而不受后来人注释的“过分解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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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尊重原著，回归文本，从原文出发，比较参考其他学者的成果，最后得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诗三家义集疏》则将以往三家对《诗经》的研究成果汇编到一起，在比较中检验其准确性、合理性，得出较完整同时、较全面的观点。同时也在比较研究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加以补充。

四、深意

结合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到了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同样也认可《诗经》入乐的事实，提出了“《诗》为乐章”的观点。宋代的朱熹将《诗经》中入乐的诗篇性质进行了区分，认为二《南》《雅》《颂》为雅乐，而郑、卫之诗为“里巷狭邪”之乐。“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明瞧之感，弯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孔颖达《毛诗正义序》）他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1、哀乐感应，不独人类有，动物也有，进一步说明“情感”出于自然，从天地开辟之初，就已经有了。但是有了作诗的先决条件并不等于有了诗作，诗作的出现还有赖于其他条件的具备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做了如下解释：“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意思就是说：无论快乐还是哀伤，不要过了度。讲求 “中和之美”。 中和是儒家对于礼和乐提出来的要求,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中和，是一种圆融的智慧。

书中写道：“愚谓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盖德如雌鸠，挚而有别，……然学者姑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圣人们从《诗》中看到了“性情之正”、 “声气之和”，并借“雎鸠”的形象进行发挥，垂教世人。朱熹作为理学的代表，作为圣人的追随者，他进一步发扬孔子的教导，教学生诵读《诗》，理解其中所体现的天理，并用以修养心性。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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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在强调教化方面比《毛诗》的作者更进一步。毛亨只强调以后妃之德垂范天下，感化夫妇。朱熹强调的还有心性的修养。治国必先修身齐家,通过对这部分诗的评注，不仅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和谐的封建式家庭的典范，而且制定了一套道德上的规范和评判女性美的标准，来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教化。最后用匡衡的话来总结：“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牟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孔子说《关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在孔子看来，文艺所表现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那么，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节制，一种度。快乐却不是没有节制，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所有的情绪都恰到好处，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中正之美。古人注重仪态，孔子重视礼仪，而关雎所表现出来的，恰好包含了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爱护，他期望人的生活与感情都是健康、正常的，反对沉溺哀乐、毁伤生命。

孔子曾经评价《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充分说明孔子是肯定《诗经》的价值观念。那么对于作为《诗经》首篇的《关雎》，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评价也自然是正面的。孔子曾说“食色性也”，这说明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人的爱情观念的。另外孔子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庸”思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直译为“快乐不是没有节制的，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也就说明孔子是认可《关雎》篇在歌颂追求爱情方面对于“中庸”或者说“度”的把握是合理的。

孔子或者说整个儒家看中“礼”的建立，孔子说“发乎情，止乎礼。”而在《关雎》中由“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都说明追求爱情却不僭越礼节，最后顺利成章地发展为婚姻。这说明《关雎》的爱情观念是符合儒家对于“礼”的追求的。

孔子对这首诗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字义进行解释，“淫”有过度、泛滥的意思。这就是说音乐情感欢乐而不泛滥、过度。“哀”字若理解为悲伤，与全诗的情感基调不合，“哀”还有爱这一解释，可以认为是喜欢这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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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诗歌，动听而不伤害正宗的音乐。这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最合适的点，把握好合适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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