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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 什么是训诂和训诂学

（一）训诂

从训诂学史上看，前人对训诂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一一介绍，就会耗费相当多的时间，不如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筛选出一种最切要最易为人掌握的说法。《说文》及段注的注解较为适宜。《说文·言部》：“训，说教也。从言，川声。”段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伸之凡顺皆曰训。”为了让大家深入理解上面的结论，我们必须从语源学的角度来加以补充和验证。“训”“顺”“驯”三字均从川得声，有疏通、顺从义。《尔雅·释诂》：“训，道（導）也。”《广雅》：“训，顺也。”《说文》：“驯，马顺也。从马，川声。”三字盖“川

”的分化字。《说文》：“川，贯穿通流水也。”不流则成灾，故“灾”字籀文作从

一阻川，下加火。故三字中的“川”声兼义。

《说文·言部》：“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应作“古亦声”。（《说文》：“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因此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诂”是“古”字的分化字，即言之古，以别于一般的古。段注：“故言者，十口所识（记述）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

若将上面的释语贯穿起来，“训”就是解释疏通，诂（故）就是古代的语言，训诂即解释疏通古代语言。齐佩瑢《训诂学概论》：“故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故。”[P6]黄侃《训诂之意义》认为“训诂即是词义解释之学，是用易懂的众所周知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或只在少数人能懂的语言”（陆宗达 王宁3页）。从上述总结来看，训诂就是“用易知易懂的当代标准语，去解释古代文献语言中难知难懂的古语和方言”（陆宗达 王宁 宋永培17页），或“以今释古，以雅释俗”（郭芹纳《训诂学》引言）。

（二）训诂学

训诂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语文工作，是感性的，个别分析的，如果将这些零碎的训诂实践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再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就成为训诂学。（郭芹纳引言）具体而言，“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1页，转引自郭在贻3页）。齐佩瑢也说：“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P11]即1.总结规律，建立体系；2.独创性，实用性。

传统训诂学主要研究汉魏以前的文献，现代训诂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唐宋元明清时的俗语词，这样，当代训诂学研究的对象是从先秦两汉的典籍到唐宋以后的古白话作品。不过，它们都以语义为重点。

简而言之，训诂学就是以文献语言的语义为中心，阐述词义、词汇源流变化及用法的科学。

参考文献

[1]郭在贻《训诂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齐佩瑢《训诂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陆宗达 王宁 宋永培《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年。 [4]陆宗达 王宁《训诂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 [6]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 [7]郭芹纳《训诂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二 训诂的起因

一、语言的古今差异：

1.在《古代汉语》课“通论”中，大家学过“汉字的结构和发展”、“古今词义的异同”、“古今语音的异同”及古汉语语法等诸多知识，从中我们了解到语言是随着时代地域的变动而不断发展的，正如清陈澧所说：“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东塾读书记》卷十一）

2.除了上述几个方面造成古今语言的不同以外，假借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因素。古书多假借，分本无其字及本有其字两种，若不明于此，则以借字释本字，难免出错。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在“经文假借”一节中说：“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例，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如“不可救药”，一般以为是“不可救以药”的省略形式。此语出自《诗·大雅·板》“多将熇熇（hè，炽热），不可救药”，孔颖达疏：“多行惨酷毒害之恶，谁能止其祸？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药。”其实，“药”本为“疗”。王宁在《“不可救药”解》一文中论证了这个观点。（陆宗达 王宁 宋永培112-113页）

附原文摘要：

从搭配惯例上先质疑：此说不合先秦句法。从语义关系上说，动词“救”可带两种意义的宾语：一种是被救助的对象，如“救民”、“救国”、“救人”等；另一种是需要免除的灾祸，如“救灾”、“救死”、“救火”等。而“救药”中的“药”是救灾手段，不合上面两种情况，所以，孔疏“不辞”。

后证通用：

证据一：王引之《经义述闻》“药石”条：“‘药’字古读若‘曜’，声与‘疗’相近。”引《方言》卷十：“愮(yào)、疗，治也。江湘郊会谓医治之曰愮，或曰疗。”戴震疏证：“疗、愮，语之变转。”注：“愮音曜，愮与药古字通。”

证据二：异文例：原出处在《韩诗外传》中“药”作“疗”。 证据三：文献用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

证据四：以形索义：《说文》“药”作藥，“疗”作，都从“樂”得声，有通

假条件。

可见，不明假借易使人望文生义而产生误会，训诂工作则可破假借，得确诂。 二、文物制度、礼俗变化

这也是造成词义变化的因素。如“尺”、“坐”。又如“坟”和“墓”本非同义词，但因丧葬制度的变化，二者构成同义词。材料：

“墓”本指不封土的墓地。《易经》：“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

期无数。”《广雅·释丘》王念孙疏证：“盖自秦以前，皆谓葬而无坟者为墓，汉则坟墓通称。”《方言》卷十三：“葬而不坟谓之墓。”据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报告，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均未发现过坟堆或标志。即使在夏、商时期的大规模墓葬中，也未见封土或标志。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大约产生于周代。《礼记·檀弓上》记载了春秋时“墓”已转指有封土的坟：“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坟”，本指高高的土堆。《方言》卷一：“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土而高大者谓之坟。”也指堤防。《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郑玄笺：“坟，大防也。”《楚辞·九章·哀郢》：“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王夫之通释：“坟，堤岸也。”春秋时，由于统治者骄奢淫逸，渴望死后与生时一样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因此，他们不断地扩大墓穴，如《管子·侈靡》“巨瘗堷（yìyìn）所以使贫民也”尹知章注：“瘗堷谓圹中埋藏处。”另一方面，由于宗法制强调尊卑等级秩序，所以，为了显示作为统治者的墓主在身份上有别于庶人，就开始在墓上封土，而且还进一步规范了与身份相匹配的封土高度，这就是所谓的“生前治台榭，死又修坟墓”（《墨子·七患》）。在此例中，“坟”“墓”连言，表明“墓”的外观已演变成有封土的坟，“坟”与“墓”遂而构成了同义词，后世则几乎发展为无墓不坟，以便于子孙后代向祖先鬼魂祈祷和祭祀。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不封不树??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故《说文·土部》云：“坟，墓也。” 三、哲学思潮推动训诂发展。 先秦时期，儒家正名主义（《论语》“正名”）和诸子辩学（惠施、公孙龙：“白马非马”关于概念之间的关系）强调名实一致。《春秋》就是精选字词以道名分，寓褒贬，含微言大义之作；诸子辩学使名学产生，其内容是名实关系、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哲学问题，它必然关涉到语言的性质、发展、词义和声义关系等一系列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问题，其中概念的研究与训诂学关系最为直接。

综上所述，训诂学产生的原因有三：一，语文因素；二，文化礼俗变化；三，先秦哲学思潮的推动。

参考文献

[1]郭锡良等《古代汉语》（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陆宗达 王宁 宋永培《训诂学的知识与应用》，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年。 [3]王琪《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词典·人伦》。 [4]齐佩瑢《训诂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杨端志《训诂学》（上），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

三 训诂学的作用

训诂学是适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它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指导语文教学，二、指导古籍整理，三、指导辞书编纂。对于我们这些非专门研究汉语史的学生来说，学习训诂学首先有助于我们研读古书，特别是教科书中的文言文，以指导语文学习。

在我们所接触的文言文的注解中，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众说纷纭的、当注未注的情况。如果掌握训诂学知识，将有助于正确训释词义，避免盲从，弥补缺失，从而知其所以然。

例1：《触龙说赵太后》：“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