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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评论系列(5)--皮里尼亚克

在劫难逃

鲍理斯·皮里尼亚克（1894--1938）192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荒年》，在苏联引起了轰动。我国最早开始介绍这位作家是在1931。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中收入了《荒年》的译本（即蓬子所译毕力涅克的《精光的年头》）。此后，鲁迅又数次在文章中提到皮里尼亚克和他的创作，并组织翻译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在介绍《荒年》时他说：“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辛酸、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和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1925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1930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鲁迅全集》第19卷，1973，P521）

鲁迅概括地介绍了皮里尼亚克创作的主要特征。但在此后的几十年，皮里尼亚克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了。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皮里尼亚克的小说集《红木》（“白银时代丛书”之一），其中收入了那个使他惨遭厄运的中篇小说《红木》、短篇小说《不灭月亮的故事》和《小城》、后期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皮里尼亚克在1937年被捕之前，尽管常常遭到批判，但并没有“没落”，而是一直活跃在苏联文坛，还继续担任全俄作家协会的主席，是当时文学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一次一次地遇险，又一次一次地幸免于难，但最终还是在劫难逃，于1938年4月21日被处决，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给他编造的罪名是：“国事罪”。皮里尼亚克是革命文学的“同路人”，但他有自己的创作信念和价值观。他曾经说：“我不是共产党人，我不认为我必须是一个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人的方式来写作……共产党人的关系就是和共产党人的俄国的关系……白地说，我对俄国共产党的命运，不比我对俄国本身的命运更加感兴趣。对于我来说，俄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环节。……现在我在写的以外，我不能写别的。如果强迫我去写，我也不去写。（转引自《“拉普”资料汇编》（上）彭克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134）

这种露骨的异端式的表白，无疑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当时正在极力要夺取文学领导权的“瓦普”（全

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作家（瓦尔金、阿维尔巴赫等），大肆攻击皮里尼亚克，他们在1924年“关于俄共（布）的文艺政策问题”讨论大会上宣读皮里尼亚克的各种言论，说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但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等领导人则极力地保护他，说他是无产阶级文化与古典遗产的过渡人物，要作家们向他学习。 事实上这是一场围绕着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问题的权力斗争。如果说革命一成功，就有一种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话，那么，像阿维尔巴赫这样的一大批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作家就要登上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领导层。这在沃隆斯基、托洛茨基这些素养很高的革命家看来，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认为，过渡时期的文学就像过渡时期的经济一样，要有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必须要建立在认真学习和借鉴古典文学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谁能学习、借鉴得更好呢？那无疑不是工农作家们，而是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和巴别尔这些人了。工农作家中的优秀分子，如别德内依、李别进斯基等，也都是皮里尼亚克的学生。（参见“关于俄共(布)文艺政策问题讨论会”文件，见上注，P140--169 ）而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巴别尔等作家呢？他们当然宁愿当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布哈林的学生罗。无产阶级的工农作家是不会买他们的账的，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