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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的千古一叹

1900年，中国农历的庚子年。

这年夏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向西逃亡。

此时，远在西北方的敦煌大漠之上，一个姓王的道士正靠着化缘得来的收益，虔诚地对石窟修修补补。

这里是他的王国，皇城里的祸乱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影响。一天清晨，天气微凉，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石窟附近，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个刚刚清理完流沙的庙室。

庙室里破损不堪的泥像，让王道士心疼不已，他命人把一尊新的塑像装配在了庙室的台座上。这时，他注意到墙面上有一道裂缝，里面竟透出一道微弱的光。泥墙很快就被推倒了，当飞扬的尘土渐渐散落，所有人都惊呆了。借着微弱的光线，王道士看到这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洞窟内堆满了高达数尺的经卷、印本、画幡和许多精美的铜佛，一时间他竟感觉有些手足无措。 藏经洞就这样偶然地被发现了，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

王道士也许并不知道，这一天偶然的发现会改变他自己，乃至中国学术的命运。 王道士的虔诚与辛勤

“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表情”，初次见到王道士，斯坦因这样评价。

这个已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在1850年，小的时候曾读过几年书，后因家乡灾荒而外出逃难。1875年以后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泉）当兵，退伍复员后就地出家当了道士。后来，他离开师傅向西云游，大约在1899年前后来到敦煌，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他从此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都被西藏的喇嘛占据，人生地不熟的王道士只能在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住下，以化缘募捐、收香火钱、超度亡灵做法事等方式作为生活来源。光绪年间，像王道士这样依附佛教、寄居佛寺的做法，在肃州、安西、敦煌一带是很普遍的。在当地站稳脚跟后，王道士开始着手改善居住环境。曾采访过王道士的盖英群在《戈壁沙漠》一书中说，“他把山上的水引到一条水渠中，这条水渠沿着悬崖峭壁的底部流淌。他还在水渠的边上种植了一排排的小杨树，极为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这些小杨树”。王道士种的这些杨树，几十年后都长成了参天大树，荫护了几代莫高窟人。他还“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逐步整修了破损的洞窟，并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改造成了道教太清宫，使“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但是，王道士的做法也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洞窟间的隔墙被打通以方便往来，许多佛像也被改造成了道教灵官。

经过王道士的一番努力，其所在的下寺势力逐渐壮大，与喇嘛的上寺、中寺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后来发现的藏经洞就是在他的管辖范围。

莫高窟由于地处鸣沙山下，其底层的石窟逐渐被从鸣沙山吹下的黄沙掩埋。19世纪末开始，在敦煌商人戴奉钰的倡导下，许多信众集资出力，进行了历时9年、规模浩大的莫高窟修复工程。初到莫高窟的王道士便积极参与进来，而他负责清理的石窟，主要就是下寺的“三层楼”。

“三层楼”是当时的人对莫高窟第16窟、第365窟、第366窟的统称，原称“三层洞”，王道士在清理流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藏经洞就在第16窟的甬道北壁上。

敦煌的民间绘声绘色地流传着发现藏经洞的另一种版本，被张大千和谢稚柳记录了下来：王道士在请人清理完16窟甬道的积沙后，雇用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在炎热的夏天，杨某在16窟甬道内找了个清凉的地方伏案抄经，抄到疲惫或空闲时，就用芨芨草杆点火吸旱烟，为图方便，他总是把燃烧剩下的草杆插入墙缝。某天，他把草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用手一敲，墙壁竟发出了空声。杨某立刻告知王道士，并在众人的合力之下，推倒土墙，发现了已封存上千年的藏经洞。

藏经洞封闭之谜

藏经洞是敦煌研究院今编第17窟，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内部空间很小，窟内地面近于方形，四壁向窟内略倾，除去低坛占去的空间，可利用的空间约有19平方米。这个狭窄的“黑洞”里面堆满了无数的白布包，每个布包中裹着十几卷古老文书，有的布包下还有绢幡佛画，以及古代木刻印刷品、铜木法器等，以致两个人同时挤进去都有些困难。

这座蕴藏着中华文明巨大能量的洞窟，包含着5万多件记载着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地志、民俗等十四个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文献种类约5千种，堪称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大百科全书”。这些资料的时间跨度600多年，历经十六国、北魏、隋、唐、五代、北宋等各代，除汉文以外，还有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少量的法卢文、梵文、粟特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有些还是早已消失了的古国“死文字”，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民族、经济、政治、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

藏经洞原为一个叫洪（biàn）的名僧的禅房，在他圆寂后，弟子把他生前的禅房改建成了纪念他的影堂。这个纪念洪的影堂是如何成了一座藏有几万卷文书的藏经洞，又为何封闭了上千年？学界为此有不同的说法。

唐朝末年，张议潮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从此开始统治河西十一州，直到北宋初年。有学者认为，归义军统治敦煌的晚期，随着新版本佛经的进入或纸张的日渐增多，全体寺院经过清点，清理出了许多没用的残卷和各种文书。在“崇圣尊经”的观念之下，他们把这些“神圣废弃物”堆放在了洪的影堂中，并随后将其封闭。这种说法虽然能解释洞中相当数量的碎纸块、残经尾等残品，但解释不了那些分帙整齐存放的汉藏文佛典。

公元1000年前后，新式的刊本经卷传到敦煌，取代了原来的卷轴式佛经。有学者由此认为，寺院在给新式经卷腾地方的时候，对书库进行了改造，把它们放进了洞窟保存。后来为了防止被人偷拿，将洞口封住。

还有学者从藏经洞里大量的藏文、汉文两种文字的吐蕃资料推断，在归义军时期，僧人们为了消除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或出于对那段屈辱史的憎恨，便把这些资料封存在了吐蕃统治时期最为活跃的“吴家窟”，也就是后来的洪影堂之内加以封存。

直到今天，藏经洞封洞之谜仍然没有完全解开，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官场送礼的新宠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没有立刻报告官府，而是将洞腾空，寻找一些值钱的东西。他甚至还将藏经洞西壁上的《大中碑》抠下来，转移到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里。

他曾选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以换取一些功德钱。据说，他最早的赠送对象是驻扎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但在自负的廷栋看来，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这使“王道士颇沮丧，弃之而去”。

1902年，汪宗翰出任敦煌县令，因与王道士同为湖北老乡，很快就知道了藏经洞发现一事，王道士还不断地给他选送一些藏经洞的文物。

王道士虽读书不多，所选出的文物却不拙劣，但他的鉴赏能力只限于外观和书法两方面，并不看重文物的学术价值，这也就成全了几年以后来这里淘宝的斯坦因等外国学者。

1902年，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对藏经洞文物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查，据《清稗类钞》记载，敦煌县官府知道了藏经洞以后，“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又说：“闻县令取佛炉，悉熔为金条，以致唐代造像美术，未得流行于世，惜哉！”在检查中，汪宗翰还获得了一批佛经和绢画。汪宗翰的上司安西直隶州知州、安肃道道台等官员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级官员也都要分一杯羹。藏经洞的文物开始在甘肃官员中间较大规模的流散。

同年，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被任命为甘肃学政，在上任不久，汪宗翰给叶昌炽寄送了藏经洞出《大中碑》等莫高窟碑铭拓片，顺便也寄送了藏经洞文物。叶昌炽得知了藏经洞的事后，并没把它看作公务。

1904年敦煌出现了“采买粮”事件，为尽早离开敦煌，汪宗翰更加频繁地给叶昌炽赠送藏经洞里的文物。1906年，汪宗翰如愿地离开，调回了兰州。

莫高窟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一些在中国西北一带活跃的外国探险家和学者闻讯而来。

蒋孝琬全力协助斯坦因盗取宝藏

藏经洞发现后，第一个来莫高窟的外国学者是英国探险家、加尔各答大学校长斯坦因，他于1906年6月8日进入中国，聘请了一名来自叶尔羌的湖南人蒋孝琬做助手。

和王道士不同，蒋孝琬是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曾在衙门任职，可以说是一个既有深厚古文功底，又懂外语，而且对人情世故相当精通的复合型人才。他除了帮助不懂中文的斯坦因与人沟通，处理各种闲杂事务，疏通与各地官员的关系，还辅佐斯坦因从王道士那里弄到了许多珍贵的经卷及佛画。

斯坦因最初与王道士打交道并不顺利，“因为王道士不相信我，对我有疑虑，而且当地官府也早就下过命令，不让他私自出卖藏经洞文物，要他好好看管。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加上我是一个外国人，面孔不一样，所以我根本无法与王道士作进一步的交流，最后我只好把这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工作交给蒋孝琬一手处理”，斯坦因后来回忆说。

经蒋孝琬的多方打探，斯坦因对藏经洞和王道士的情况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一日，工于心计的斯坦因提出要参观一下正在全力修缮的佛窟。斯坦因的这个提议让王道士欣喜，他感受到了斯坦因对自己工作的敬重和赞赏。

斯坦因对庙宇所显露出来的关切使他和王道士之间的关系一下子近了许多，但王道士对于藏经洞一事却始终闭口不谈。

斯坦因偶然间向王道士提到了自己对玄奘的崇敬之情，他看到王道士的眼睛突然亮了，他知道，打开石窟大门的“金钥匙”找到了。蒋孝琬趁机渲染着这个洋人是怎样从印度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渺无人烟的高山和荒漠，访问了许多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才能到达玄奘当年曾经朝拜过的寺院……

王道士的心理防线被攻破了。当天深夜，蒋孝琬神神秘秘地从衣服底下拿出了几本手写经卷，并连夜钻研，天一亮便得意洋洋地告诉斯坦因，这些经文就是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的原著中翻译出来的。

斯坦因把这件事称作半由神授的暗示，这一预兆很快地在道士身上起了作用。几个小时后，那座堵塞着石窟的墙被拆除，石窟里亮起了微弱的烛光，所有的宝藏瞬间裸露于这个外国人的眼前。 最后，斯坦因在蒋孝琬的配合下，满心欢喜地用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换走了24箱手稿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

斯坦因走后不到1年，法国人伯希和就来了。与不会说中国话的斯坦因不同，伯希和是一个精通汉语，熟悉中国古典文献的汉学家，曾多数到中国购买中国古籍。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对藏经洞内所有的资料进行了甄选，以500两白银换走了令中国学者痛心疾首的6000多卷藏经洞文物的精品。这一次，藏经洞损失最为惨重。

1912年1月，日本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私藏的经卷中挑选了600件精品，为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学研究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资料。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藏经洞，再次买走了经卷600多件，装了满满5大箱。此后俄国的俄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从敦煌满载而归，藏经洞的宝藏在世界各地流散，英、法、俄、日、美、丹、韩7个国家的藏品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有13000多件在英国图书馆，5700多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10000多件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而中国仅存2万多件。 残余的敦煌卷子遭到第三次浩劫

1909年以前，中国的地方官员，包括叶昌炽、裴景福等学者，曾数次错过保护藏经洞文物的机会，伯希和对此解释说，“洞中佛经最多，中国文人之于此发现不甚重视”。正是中国官员们对藏经

洞的漠视，斯坦因等外国强盗才能带着如此众多的文物从中国人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离开，甚至所到之处还受到了礼仪之邦的热情接待。

1909年，伯希和再次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与北京学界见面，披露了他的敦煌之行，顺便展示了一部分敦煌遗书，罗振玉等中国学者立刻认识到了这些遗书的学术价值，联名要求清政府保护劫后残余的藏经洞。

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把所余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收藏，并为此拨款6000两白银。这笔拨款被地方官府层层截留，最后用作购买的经费已所剩不多。各级负责收购经卷的官员也多不用心，王道士曾将一些经卷装在两个木桶中放在佛殿之内，名曰转经筒，敦煌县官府收取藏经洞文物时没有发现，使日后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有机可乘，屡次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不少经卷。这些经卷在运送的过程中又疏于管理，风吹雨淋造成了不小的损坏，还被一路大小官员顺手牵走了不少。

到达北京之后，这些残余的卷子没有被直接运至学部，而是送到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府第，他的岳父、近代声名显赫的大藏书家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用了几天时间，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私自扣下了大量的敦煌卷子精品，具体数量我们已不得而知，仅李盛铎后来一次性以八万日元卖给日本的就多达432卷。

为使经卷的数量与从敦煌起运时清点的6004卷相符，负责押送的官员把剩下的经卷一撕为二，到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已变成了8697卷。这是藏经洞遭受的第三次浩劫。

一个政权腐败昏庸到了极点之时，既无心也无力保护自己文化的精华，中国的学者们面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屈辱，只能一次次地跑到国外看敦煌经卷的微缩胶卷，忍辱负重地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诸方面奋起直追。而100多年前的那个近于半文盲、只知修缮寺庙的王道士，真的有资格去承受那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