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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综述

摘 要：因代际差异分化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和如何帮助其实现市民化是学界热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已有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当前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政策、体制及社会舆论环境的影响，面临着制度、经济、身份、文化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障碍和难题。学界高度关注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国内外许多学者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国外研究动态

1、农民工市民化动因与一般规律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很早就关注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的转移以及逐步转换为城市市民的现象，并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A．Lewis（1954）认为处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微薄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并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理论揭示了农民市民化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转移，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得到提高，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转化，各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生活差异将逐渐缩小或消失，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DJ.Bogue (20世纪50年代末)认为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受到了农村内部的推力和来自城市的拉力同时作用的结果。Michacl P．Todro（1970）则从预期收入方面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进行分析。Ray.M.Northam（1979）认为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是类似的，大体都表现为“S”型，即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滞不前的曲线

发展过程。

2、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冲突的研究

迁入者与迁入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文化适应、身份认同和潜在威胁上。国际移民论认为，由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并在迁入后出现整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三种生存状态。Becker（1957）从歧视角度将社会冲突进行量化，认为歧视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并提出“歧视系数”的概念，他将市场歧视系数定义为劳动力市场上两群体间有歧视时的工资之比与两群体间没有歧视时工资之比的差额。Solinger（1999）认为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政府部门和居民习惯于将城镇出现的部分社会问题归咎于不断增长的进程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当城镇就业形势面临巨大压力时，当地政府更是采取措施对进城劳动力就业实施限制。

二、国内研究动态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概念的界定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壁垒政策逐步松动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其内部已经有了明显的代际分化。新生代农民工正是这个代际分化的研究主体，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地，但基本上都趋同于：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在城市打工或者经商，与农村生活日渐脱离的农村人口。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因代际差异而分化出来的群体，王艳华（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指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杨子，周宵，卓潇（2010）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理解为是具有乡村文化的农民不断适应城市文化的过程,是被城市文化涵化而濡化城市文化的过程。刘万云（2011）则从户口属性的改变、地域的彻底变化、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文化层面的转化来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指新生代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流动，并逐渐转变成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杨欢（201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内化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在心理上获得满足、在情感上找到归宿的过程。

2、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对农业不熟悉、对土地没有太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虽然进城了，但生活水平低并没有在城市“生根”甚至面临不被城市接纳的处境，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刘清华（2011）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对农村生活，土地的依赖，在生活中离不开城市，但由于城市传统认识的偏见和城市居民的排斥，最终使他们成为了架空的“边缘人”。李晶（2011）新生代农民工被边缘化并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面对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处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处境。王松梅（2011）由于城乡文化差异和心理隔阂，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的融入城市，成为失去农村文化的根又没有和城市文化对接的“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并没有顺利实现，王春光（200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已产生社会隔离和边缘化的累积问题。陈丰（2007）认为虽然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似乎已城市化，但从享受城市文明，从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的角度分析，他们只是“虚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更不是市民化。

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的研究

当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仅仅实现了职业上的转变，他们的社会身份仍然没有完全改变，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市民化仍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转变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1）对制度因素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取决于现有的制度能否为他们提供较大比较利益的理性考虑。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由其衍生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人为地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钟德龙，陈银蓉（2012）二元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僵化的土地制度、落后的教育培训制度、政府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落后严重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韩雪（201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制约突出表现在城乡对立的二元户籍制度、缺乏流动性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城市封闭的社会保障制度四个方面。贺凤娟（2011）认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结构因素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城市住房制度、农村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