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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道德判断能力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关于道德判断能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能力对亲社会行为之间有预测作用，随着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亲社会行为倾向也就逐步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与亲社会行为趋向一致[50]。Harris 等人（1976）研究发现儿童的道德判断水平与亲社会行为极其相关。Rushton 的研究指出道德判断能力与做出公益活动、帮助他人等行为都存在显著相关[51]。Eisenberg 对15-16岁中学生研究显示，道德判断能力对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52]。程学超和王美芳的研究得出，我国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的水平与Eisenberg提出的阶段模式基本一致，甚至高于美国同龄人的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 [53]。

艾森伯格（Eisenberg, 1997）在研究中指出，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推理能力与利他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丁芳（2000）研究发现道德判断能力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巨大影响[54]。董泽松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中小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与其道德行为具有一致性，并存在显著的相关。吴玮（2011）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道德提升感与其亲社会行为倾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模拟的助人情景中，道德提升感组的被试所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要显著高于道德正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组的被试。毛静思（2012）研究发现中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对内疚和亲社会行为都产生重要影响[55]。马晓辉和雷雳的研究发现网络道德认知与网络道德情感能够正向预测网络亲社会行为[56]。

道德判断能力和所表现出的道德行为之间并存在因果关系，个体可能会依据自身的道德标准做出道德判断，但道德行为并不一定会实施。Socrates 认为只有人们先清除善恶的界限是什么，才有可能做到扬善避恶[57]。Kohlberg 指出对于日常出现的知行脱节现象，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标准，内心无法判断到底是否该行动。因此会有部分研究结果认为道德判断能力对亲社会行为没有影响[58]。例如，朱丹和李丹的研究就则发现，道德判断推理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无显著的相关[59]。刘志军（2002）对中学生采用道德推理判断能力测验和班级戏剧量表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道德判断能力和亲社会行为的并不存在线性关系。道德判断推理能力不能很好的预测亲社会行为[60]。

Lind 的实验发现，个体只有在具备了较为成熟的道德视角和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以后做出的道德行为与道德视角和道德判断能力趋于一致[61]。也有心理

学家认为，当个人目前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标准不一致时，人们会相应的表现出道德行为的增加或者减少，随着个体的认知范围扩大，都会具有道德自我调节功能（Sachdeva, Iliev, & Medin, 2009）[62]。

2.5 道德情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道德情感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似乎比其他变量与之的关系更密切，更直接。过去的研究发现，较高的移情能力会有助于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攻击行为会降低亲社会行为的发生。Miller 和Eisenberg在研究中指出，攻击行为与移情存在负相关[63]。艾森伯格和马森（Eisenberg & Mussen，1978）在一项情感性移情调查实验中发现，男孩的移情分数与助人行为成正相关，女孩的移情分数与助人行为无关。彭秀芳（2006）研究发现，诱发移情的被试更多的愿意采取合作，帮助他人；而无移情诱发的被试则相对较少采取合作[64]。赵璇（2012）研究指出，无论阈上道德启动还是阈下道德启动，道德启动方向对亲社会行为意向和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有有显著预测作用[65]。

那么除了道德情感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变量对其二者的影响，使其预测的效果更佳明显。

2.6 社会支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社会支持作为外界给予自己的一种影响，能否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行动。黎春娴（2010）在一项调查研究得出，非正式社会支持（情感、经济、陪伴、信息等）对高校贫困生的亲社会行为有较大的影响；然而正式支持中的助学贷款支持能显著影响高校贫困生的亲社会行为 [66]。王红瑞（2011）的研究发现，朋友的高社会性支持和教师的高陪伴支持都是中职生亲社会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

[67]

。田园（2011）指出，研究生领悟社会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对亲社会行为倾

向产生影响[68]。龙忆（2012）的研究发现，参与过志愿活动的大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要高于没有参与过志愿活动的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尤其是家庭的支持度，那么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可能就越大[69]。班永飞和宋娟（2012）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在亲社会行为与生活事件之间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70]。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社会支持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但是产生多大影响，两者之间还是否存在其他变量的影响。

5 分析与讨论

5.1 大学生主动性人格的结果分析

5.1.1 主动性人格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处于较高水平，其原因有大学生正处在受教育阶段，与学校提倡积极主动做事方式有关。之前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得分逐步再下降。其要原因为现如今基本都是独生子女，衣食无忧，父母全部承担孩子的一切事务，自身的主动性自然而然有所下降。同时独生子女性格相对偏内向，不善于沟通交流，也影响自身人格的主动性。

5.1.2 主动性人格的人口学变量分析

本文得出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得分不存在性别的差异，但在平均水平上，女生的主动性人格得分高于男生。和之前研究的结果男生主动性人格得分要高于女生不一致，黎青（2009）认为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男性的主动性应该高于女性。探讨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原因是在高校里面男女所享受的教育平等、资源共享，女生的独立意识和主动意识也日益加强，所以女生相对主动性更高[79]。

主动性人格在年级上的差异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学生一直处在学校里面，接触社会较少，外界对其影响较小，大学期间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整体的变化不太明显。

理科专业的学生得分高于文科专业，但差异不显著，这和之前的研究结论文科高于理科不一样。唐小庭（2012）认为如今学校培养的不仅仅是专才，好多课程通用，专业性带来的差异逐渐缩小。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主动性人格上的差异显著，主要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在家承担一定的任务，遇事先由自己想办法解决，逐步养成积极主动的良好人格；而独生子女相对孤独，逐渐弱化自身的主动性人格。几乎所有问题靠父母来问题，自己容易变得更加依赖，主动性不强。

家庭来源于城镇与农村的大学生在主动性人格上的差异不显著，但农村的大学生主动性人格高于城市学生。来源于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城市打拼，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梦想的信念很强，自身的主动性人格也相对较强；而来源于城市的学生，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相对弱化了主动性意识[79]。

5.2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结果分析

5.2.1 亲社会行为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总体较高，六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利他倾向，紧急倾向，依从倾向，情绪倾向，匿名倾向，公开倾向，与丛文君的论文研究结果的顺序基本一致，与 Carlo 的研究结果顺序不一致，其顺序为：利他倾向、依从倾向、情绪倾向、紧急倾向、匿名倾向、公开倾向。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始终崇尚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在紧要关头，必须牺牲自身的利益来换取集体的利益，所以大学生在利他倾向的得分最高。中国人在危机时刻，更是挺身而出，竭力相助，因此紧急倾向得分也很高。中国的道德教育强调做好事不留名，不为自己的利益，保持谦虚的态度，所以亲社会行为的公开倾向得分较低。

5.2.2 亲社会行为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大学生中男女在亲社会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与之前的研究结论都是男生高于女生不太相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在这方面的要求日益趋同，所以不存在差异。

一般来说，亲社会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高，但是相关研究表明年龄的增长和亲社会行为的提高也并不是必然的线性关系。在不同年龄阶段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可能存在不同。Letourneau（2006）等人在纵向研究中使用父母报告的方法测量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时发现，儿童两岁时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性别差异，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要高于男孩。对青少年（13-19）岁双生子的研究发现，女青少年的亲社会性显著高于男青少年（Gregory et al., 2009）。而对成人群体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帮助行为（Eagly & Crowley, 1986）。

年级在亲社会行为上差异不显著，大学期间的学校生活会对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培养有所提高，但由于校园环境很少遇到社会环境中的真实情况，亲社会行为提升程度不太明显，差异也相对较小。

性别和年级在亲社会行为上的交互作用显著，大一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的得分，主要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女生在校园生活里感情比较丰富，乐于助人。

亲社会行为在专业、是否是独生子女和家庭来源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凸显不出明显的差异变化。

5.3 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结果分析

5.3.1 道德判断能力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比较符合此阶段年龄学生的特点。一方面是教育的必然，学校给学生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学生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这种判断能力。

5.3.2 道德判断能力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女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高于男生，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道德判断能力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年级在道德判断能力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得分情况为大一>大二>大四>大三，呈现为上升—下降—再逐步上升。根据自我发展理论中的自我同一性混乱原理，大三阶段倒退的原因为随着成长，好多东西出现矛盾，此时又不足以解决，因此会暂缓倒退，之后又会相对上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能力如果得不到锻炼，就会倒退的。这种能力的变化过程是相对缓慢的，因此年级在道德判断能力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同时这种认知冲突是每位学生的必经阶段。

大一学生刚踏入大学，处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会面临很多的新选择，自身处于一个接受、思考与甄选的一个过程，因此道德判断能力得到一定的发展。大二、大三的学生在适应大学生活后，逐步学习专业的内容，参与其他活动相对较少，导致道德判断能力得不到锻炼而有所倒退。大四学生在面临工作，进入社会之前，道德判断能力较之大三有所上升。

文科生和理科生在道德判断得分上差异不显著，其中有教育和专业课程的影响。同时和之前研究相同之处在于理科学生擅长思考，分析问题能力较强；文科生善于发散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强，因此理科生判断能力得分高于文科生。

专业和年级在道德判断能力上的交互作用显著，大一、大三的文科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强于理科生专业的同学，大二理科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弱于文科生。这是比较符合认知发展规律，对于新事物先感性认识，进而深入思考，再逐步分析其原理，阐述为比较易懂的道理。

道德判断能力在是否是独生子女和家庭来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被试选取的较集中单一，学校生活所带来的差异不明显。但是独生子女往往来自于城市，这方面的能力相对于来自于农村的非独生子女较弱。随着城镇一体化，农村的学生逐步深入城市读书、就业，其道德判断能力逐步提升。

5.4 大学生道德情感的结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