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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孟子》的论辩艺术

作者：周健伟

来源：《神州》2011年第35期

摘要：儒家重要经典《孟子》，语言精工，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机智，感情充沛，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显示了高超的论辩艺术。《孟子》的论辩技巧因势而变，具有居高临下，善于统观全局的特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使对方自相矛盾；二是论辩层层推进；三是类比推理。由于其文章巧于论辩，语言流畅，富有文采和感染力，其对于后世散文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关键词：论辩艺术 逻辑性 语言艺术

我国古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中写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1]此言充分道出了论辩的重要作用。战国时期诸子以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的“好辩”，在他所处的时代便很出名。《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以下引用《孟子》原文，只引篇名）：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之道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以孔子之徒自任，对儒家道义充满了坚定的信念，他还有一套论辩技巧。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言”，是《公孙丑章句上》里所讲“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熟练地运用了各种论辩手段，成功地达到了其论辩目的，便是孟子论辩艺术的综合显现。对孟子的论辩艺术，论文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辩的逻辑和论辩的语言。

一、论辩的逻辑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辩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引人注目。谭家健认为《孟子》虽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无论和谁辩都没有输过”。[2]洪波称，《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他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3]

孟子非常重视推理，也就是墨子在《小取》篇中所概括的“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法之一的“推”在认识中的作用。其中又以“类推”和“喻证”用得最多、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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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类察类

孟子在《告子章句上》中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世间亿万事物，凡属同类，必有类似属性，否则不足为同类。孟子在论辩中往往借助“知类”、“察类”的逻辑手段，指出对方“不知类”逻辑错误。”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遍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上》

“缌”麻三月、“小功”五月与“三年之丧”同为古之丧礼，然有小大之别。论大类二者同类，论小类则二者异类。那种不重大礼,却于小礼上斤斤计较的人，是不知务、不知类的糊涂虫。同样，“放饭”、“流歠”与“齿决”同为无礼的饮食习惯，既已做了大口吃饭、出声喝汤这样大背礼节的之事，却在不用牙齿咬断干肉这样的小礼上一味讲求，是为不识大体。是以孟子曰：“当务之为急”、“急亲贤之为务”。

孟子充分利用“类”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推，其中往往隐含着相当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前所举“无不爱与急亲贤”一例，便可概括出三段论来：知类知务者急先务、急亲贤；察缌、小功与问无齿决者不能急先务；所以察缌、小功与问无齿决者是不知类、不知务的糊涂虫。 (二)比喻论证

比喻论证是用比喻进行证明与反驳的论证方法，是用比喻者（论据）之理论证被比喻者（论题）之理。用来论证的比喻是两组生动的事例，它们的类不同，而理相同。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的显著特色。郑振铎以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4]刘大杰指出，《孟子》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5]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譬的情况,认为：“孟子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6]“比喻论证”可谓一种形象化的逻辑论证方法，它能有效地增强论辩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徵，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滕文公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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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向宋国当政者提出减免税收的主张，但宋大夫戴盈之答应先减轻一些，明年再减免有关税收。孟子把这种行为比作偷鸡人延缓停止偷鸡的行为。二种行为，类异理同。孟子这个比喻虽有“充类至义”（无限提高）的毛病，却反映了百姓减免苛捐的迫切心情。 （三）破斥二难

二难推理是论辩中常用的推理形式，因为往往是由论辩的一方提出两种情况，引申出对方难以接受的结论，使对方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常被称为二难推理。若能据推理规则，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便是破斥二难推理。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于孟子。

陳贾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公孫丑章句下》

宣王未从孟子,攻占了燕国，遇顽抗，它国亦欲伐齐。宣王乃觉愧于孟子。齐大夫陈贾便以周公有过为借口，极力掩饰齐宣王已经认识了的错误。陈贾的二难式是要证明周公有错，其构成如下：若周公预知管叔会率殷人造反，则周公不仁；若周公不预知管叔率殷人造反，则周公不智。总之，周公或不仁或不智，二者必居其一。

孟子在承认“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率殷人造反”的事实后，不得不承认周公这位古圣人有错误。但他随即对周公的过失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初步否定了陈贾的论断。接着，他又进一步论述了古今君子对待过错的不同，批判了陈贾寻找借口掩饰齐王过错的做法，颂扬了古之君子对待过错的光明磊落的态度，这是对陈贾论断的否定。 (四)缺点与不足

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在逻辑上也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还会使用一些诡辩法”。[7]徐立也认为，孟子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8] 老一辈学者能看出其中的诡辩这固然是很重要的。然，以予之见，更为重要的是要弄清究竟是什么思想缺陷使得这一诡辩得以成立，兹举一例以供参详。 告子曰：“生之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