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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渔樵的自由与先秦儒、道思想

摘要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明，儒、道思想对立互补成为一条思想主线，在追求自由上为历代文士提供了参照，并左右着他们的思想。渔、樵本是普通的劳动者，但文士眼里的渔、樵却有着特殊的内涵，为文士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这都是因为渔、樵身上不仅有儒家的精神，也有道家的智慧，渔樵是儒、道思想的最佳结合，也是最为自由的形象。

关键词： 渔樵，儒道，自由

前言

我国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三代时的巢父、许由就开了隐逸文化的先河，《庄子·让王》里有“卞随投水”、“务光沉卢水”、“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等故事，《论语》里也记载了伯夷、叔齐，长沮、桀溺，虞仲、夷逸、朱张等隐者的事迹，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表达了他的隐逸情结。仅留下一本《道德经》的老子，也曾被司马迁称为隐君子，庄子宁愿做淤泥中的乌龟，也不愿被有国者所羁。汉初的商山四皓、鲁二徵士，西汉的严光、梁鸿、赵壹，魏晋的竹林七贤等都是著名的隐士。尤其是从隐逸诗人陶渊明开始，更多的文士参与到了隐逸文化构建的行列中来，诸如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和柳宗元等，都对隐逸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范晔《后汉书》里有专门描写隐逸的《隐民列传》，晋人皇甫谧著有《高士传》，高兆著《续高士传》。《新唐书》和《旧唐书》里也都有《隐逸传》。宋代、元代以及清代的史书都有专门记载隐士的部分，如《宋史·隐逸传》、《元史·隐逸传》、《新元史·隐逸传》、《清史稿·遗逸列传》等，隐士在各朝各代都占有一席之地，可见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这深远影响。

隐士以及隐士所追求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后人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对隐逸文化的研究已经从隐士、隐逸文化、隐逸文学、隐逸理论等多个角度涉及了隐逸的各个方面，王春庭在《论渔樵》和《渔樵：隐逸文学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两篇文章中对隐逸文学中的渔樵形象进行了一个专门的论述，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分析渔樵形象与文士之间的感情，并结合先秦儒道思想中关于自由、民生的论述，希望能探讨传统国学思想和民生建设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

[1]见《论语·公冶》 程树德，程俊英，蒋见元.纪琴．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299.

一、士人与渔樵

隐士之名，最早见于《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2]隐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一个原因正是庄子所说的“时命大谬”。由于社会不能让人自由的发展，于是有人改造社会，希望建立让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也有人逃避社会，去追求社会之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仕就是通过政治的形式改造社会，通过对社会有作为来体现个人的价值；而隐则是改造个人，让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得到保全。隐与仕看似对立，实际上殊途同归，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追求自由。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3]隐的首要特征是放弃社会，放弃对社会的责任，放弃在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的愿望，希望能够在另一种生存状态下，寻求到个人的自由，表现为让个人的身体远离社会，“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4]或是不惹尘埃，把社会从个人的心里请出去，个人所做的一切只是自娱自乐，不再与社会有关，深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

隐的另一个特征是个人自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5]由于隐士多追求个性自由，坚持个人品德，而且淡薄名利，所以被看作是 “高士”、“高人”。历史上不乏崇尚隐逸之风的时代，很多士人为了表明自己高尚，声称自己是隐者，以达到某种目的。中国的“士”阶层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士、农、工、商”中排第一位，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都负有重要责任的社会阶层，士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够安邦治国，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他们都有一个共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63,405.

[3]见《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史记[M].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398～99.

[4]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韩传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06～372. [5]《周易·蛊卦第十八》卷三,见黄寿棋,张善文撰.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64.

同的价值体系 ——“道”，孔子要求“士志于道”。[6]这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价值的所在。他们都想在社会中自由的作为来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但现实与士人从儒家思想中所获得的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相去甚远，他们入世的理想从来就不能顺利实现，而且相反，经常只会给他们招致灾难，让他们感觉到失去自由。这样，他们不得不需要另一种人生境界，在理想不能实现时给自己以安慰，隐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他们追求个人自由的另一种方式。

士人的隐起初是出于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和文化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自己的人生价值、生活实践以及文化创造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思想。在隐逸文化里作为隐逸象征的无非就有渔翁、樵叟、道士、僧人这几种形象，如果撇开后来因为宗教影响才出现的道士、僧人，则之前作为隐逸象征的主要是渔樵。如果简单的概括古代的民间生活方式则只有四种——渔樵耕读，其中渔夫是东汉的严子陵，樵夫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耕所指的是舜耕历山的典故，读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这四位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士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隐逸的味道。

渔樵是士人在仕途失意时经常不自觉的选择,但士人总是有“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心理，不甘于做一辈子的渔樵。 鲁迅先生曾对中国的隐士以及隐逸文学作过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古今著作，足以汗牛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渔，至于那些文人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诗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杆和斧头柄。” [7]鲁迅先生这话严格地把现实生活中的渔樵与诗歌作品中的渔樵区别开来，指出文士诗翁们与渔樵的根本区别就是士与农的区别，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区别，是社会两种不同的分工方式。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意识上，文士作家们有着济世救民的抱负，负有一定的社会与历史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自以为是超越渔樵的，士要比农高尚；二是空间距离上，他们和渔樵，一个是身处庙堂和朝歌，一是身处山野和湖泽，渔樵的具体生活他们是缺乏了解的，

[6]见《论语·里仁》 程树德，程俊英，蒋见元.纪琴．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246． [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8.

他们所谓的济世救民的民仅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是天下之民而不是真正的山野湖泽中的具体渔樵。因为这两个距离，渔樵的闲逸、田园之乐只不过是文士们一相情愿的主观感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灾人祸、税赋徭役给渔樵带来多少的痛苦，他们在大多时候是能体验得到的，而且他们也很同情渔樵的遭遇。实际上，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与渔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里，即明君、贤臣的社会里，渔樵就应当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生活着，安静地进行农业生产不受任何干涉。但当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间徘徊，仕途的失意让他们在人生追求上很无奈，他们也就不再情愿的去关注渔樵的真实生活。

留恋魏阙，而又厌倦风云变幻的官场斗争，使得士人们心力交瘁，对他们来说，现实虽无法摆脱，但精神却是可以超越的。往来于山林泽畔的渔樵为他们展现了另一种人生境界，引起了他们心里的感应与共鸣，让他们获得了精神的升华 与净化。[8]这时渔樵也聚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和人生体验，加之，对历史隐逸高人的羡慕，他们也不自觉把历史上隐逸高人的精神血脉融入到渔樵的身上，渔樵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内涵。

[8]王春庭．论渔樵[J]．漳州师院学报1998,（２）：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