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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构生态乌托邦

的良药。而这副良药也最终彻底治好了她的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自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人做爱的地点不是在与自然隔绝的房屋中、舒服的席梦思床上，而是在“东山坡”上，在野地里，在松树林中，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沐浴着春风春雨，仰望着月光星光，在高潮的那一刻，“方雪贞觉得她和孟和哲就是这林中两株扭曲在一起生长的植物，茁壮、汁液饱满，不可分离。”（迟子建《微风入林》）是的，在那一刻，他们成了自然，自然成了他们。在那一刻，他们与大自然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个故事中，也许迟子建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古代神话中的“天人交媾”。

迟子建用近乎神话般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然是值得亲近的，人类在匆匆迈向现代化的途路中，不妨停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因为“自然不仅是科学的源泉，也是诗、哲学与宗教的源泉，它能给我们以非常深刻的教育”，“自然对我们心智的激发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愚昧或感觉迟钝的人才会对自然感到厌烦。”[1] 二、人，诗意地栖居

200多年前，著名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高声唱道：“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21世纪的人们，在享有极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时，如果能够在精神上“诗意地栖居”，那将是最完美的人生境界。海德格尔认为，“栖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护。”保护，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措施和手段，且同时是一种精神性的保护，意即“尊重自然，是其所是，为其所为，尊重自然之自在、自由，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2]。“诗意地栖居”是一个有关生态伦理的命题，它的内涵是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处。诗意栖居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它的含义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相同。

那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如何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呢？ 首先，要亲近自然。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从生态角度对荷尔德林的诗句作了这样的分析：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属感，一种人从属于大地，被大地所接受，与大自然共存的感觉，其对立面是失去家园。这种归属感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诗意地”生存，生存在审美愉悦之中；另一个前提就是要“非常值得”地生

[1]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48－150． [2]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册）[M]．上海：三联书店，1996：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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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地生存，就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1] 当今社会，尤其是大都市的人们，远离自然的原野，住在四周全是钢筋混凝土建成的世界，春来了看不到草长莺飞，夏来了看不到接天莲叶，秋来了听不到虫声唧唧，冬来了感受不到寒风呼啸，甚至与温暖的阳光，皎洁的月亮，清新的空气都失之交臂，怎能做到诗意地栖居呢？而在迟子建笔下，亲近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比比皆是。《草地上的云朵》中的丑妞就是生于自然，殁于自然的。她是“挟带着浓郁野花香气”出现在城里来的天水和青杨面前的，，“两个脸蛋宽阔得像两片丰盈的张开的荷叶”， 她“赤着脚”走路，丝毫不怕羊粪蛋、鸡屎和马粪弄脏了她的脚。她让西瓜变凉的方法不是拿到冰箱里冷藏，而是自己潜到江心的深水里，让透心凉的江水自然冷却它。她告诉天水和青杨，她看见过真正的白鹤，而白鹤“一般的人很难见到它们”，也许，作者在此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只有像丑妞那样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人才能看到白鹤，感受到自然最深层次的美。最后，作者把她理想化地化为了草地上的云朵，让她在自然中得到了永生。迟子建认为，人与其它自然生态在生命的尊严上是平等的双方，人类不能够主宰自然，而应与自然灵性相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住在可以看见星星，月亮，感受清风吹拂的希楞柱里，呼吸着山野自然清新的空气，跟随驯鹿的食物喜好而搬迁，他们敬畏大山、信奉万物有灵。鄂温克人处理死人的方式是进行“树葬”，就是把死的人放在树中间搭好的架子上，以便让死者离天、太阳、月亮更近，因为鄂温克人认为，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人死后其实就是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是生命的另一种栖居。所以，死亡对于鄂温克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由于她的童年是在北极村的乡下度过的，所以迟子建对大自然也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她的生活，写作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她说：“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机往往来自于它们给我的感动。比如满月之夜??你站在户外，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这时候，你就特别想用文字去表达这种情感??直到如今，大自然给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如涌”(迟子建《我说我》)。

迟子建认为，栖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归乡。“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一直是深情

[1]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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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构生态乌托邦

地注视着自己的故乡的,她“以对故土人情的深情摹写,让我们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坛中感受一缕清新的气息,感受到她对故乡的浓浓爱意”[1]。其实，对乡土的着力书写是迟子建表达对“拥挤、嘈杂的城市环境的排斥和对自私、冷漠的城市人的轻蔑，发出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对世俗人生批判的声音”[2]，乡土世界就是她的理想的精神“伊甸园”、诗意的栖居地。《旧时代的磨房》这篇小说鲜明地表达了迟子建的归乡意识。四太太本来就是乡下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孩，本要被收养她的人卖到妓院的，不想她在逃跑的过程中误上了付老爷的马车，糊里糊涂地成了付的第四房太太。而在跟付生活的这么多年里，紫燕得到了什么呢？爱情？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她在付家生活的日子，得到的就是姨太太间的争风吃醋，老爷偷香，主妇养汉，阴谋暗算，家道败落，在这样的的环境中，连她童年时美好回忆都被毁灭了——她曾经那么地思恋着孩童时的玩伴蟋蟀，可当成了她家短工的蟋蟀最终把老爷暴死的真相告诉她时，她已经不想认眼前这个曾经在她心目中纯洁的男孩了（他和二太太通奸），为什么？是城里付家的腐败的生活把她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在小说的结尾，四太太带着二太太的傻孩子出逃，逃到哪里去呢？“乡下”，四太太说，“离这最近的乡下。”简短的回答表达了四太太对城市生活彻头彻尾地憎恶。而从四太太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条归乡之路：她从乡下跑出来，误打误撞地成了城里的阔太太，家道败落，穷途末路之后，她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乡村世界。只有回到乡村，回到大自然，才能医治她那颗已经支离破碎的心。迟子建在多篇文章中都表达了她强烈的归乡意识。在散文《从东方到西方》中，她写道：“没有故乡的人是多么清贫，而有了故乡的人又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离开故乡？”在散文《遐想片断》中，迟子建用形象化的语言再一次表达了她的归乡意识：“我往往在大都市的十字路口面对着车水马龙的情景时，才格外想念大兴安岭的森林”。在《好时光悄悄溜走》中，迟子建更是用一首小诗直抒自己的思乡之情：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有过好时光 那森林中的野草可曾记得

[1][2]

苗欣雨．故乡之爱—–民俗风情[J]．时代文学，2008，（４）：78．

张岚．本土视阈下的百年女性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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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抚过你脸上的露珠 啊，当我抚弄你脸上露珠的时候 好时光已悄悄溜走

在文尾，作者无限感伤地问道，“没有了故乡，我到哪里去”。 迟子建就是借“归乡”来阐明她心中的“诗意地栖居”方式。

海德格尔曾经借用郝贝尔的话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是些植物，我们这些植物必须扎根于大地，以便向上生长，在天空中开花结果”[1]，大地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而天空就是那充满无限神性、诗意的精神领域。诗意地栖居，要求我们在面对尘世的喧嚣和浮躁时，能保持心灵的宁静和充实，像瓦尔登湖畔那个自由、快乐，目光清纯、心灵纯净的伐木工一样，生活在质朴的自然和瑰丽的艺术世界里。

第二节 护佑万物的“生态人”

如果要问是谁造成了今天地球上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毫无疑问，答案只有一个：人。是人的“聪明”，欲望，贪婪??造成了这一切。对于今天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有识之士都在探讨解决的办法：经济学家认为应当用经济的手段；法学家认为要制定严格的法律，并确保执行的力度；政治家认为要加强政府的监管??生态伦理学家则认为，不管采用经济手段，还是运用法律手段，都离不开道德的作用，如果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没有改变的话，生态难题很难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决。这也就牵涉到在新世纪的进程中，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是做一个仍然把人类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经济人”，还是做一个护佑万物的“生态人”？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一目了然的，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人类的生存延续发展，我们必须做一个敬畏生命，善待自然，护佑万物的“生态人”。

一、对“经济人”的批判

“经济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所谓‘经济人’，首先把自身

[1]

傅道彬．文学是什么[EB/OL].（ 2005-05-01）

［2011-11-30］.http://www.scichi.com/new/Article/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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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构生态乌托邦

利益的追求和满足看成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始动力，其次是面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利益抉择，在理性权衡的基础上把个人及其利益看成是市场行为取向的最后决定者和判断者，最后是逻辑地导出把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1]。“经济人”的观点曾经一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早期繁荣，但是，这些作用很快就被它的负面影响掩盖了。我们这里不讨论资本主义的情况。其实，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中，“经济人”的身影随处可见，正是他们造成了当下严重的生态失衡。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对“经济人”强烈地批判。一百多年来，鄂温克人遭遇过严寒，猛兽，瘟疫，疾病，暴雪，洪水??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日本人侵占了他们的领地，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十年动乱，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可是等到第一把象征现代文明的锯子锯倒了第一棵树，第一辆运材卡车开进深山之后，顽强的鄂温克人便渐渐地无法生存下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山林被毁坏了，山中的树木稀疏得连动物们都逃离了此地。他们的驯鹿没有食物可吃，他们被政府强迫下山定居，他们中有人在利益面前忘却了鄂温克人的淳朴本性，他们中很多人为了赚更多的钱而离开了大山，这个氏族在 “经济人”的刀锯下解体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氏族就将彻底地从地球上消失。迟子建在哀叹一个文明的消失时，不动声色地批评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滥砍滥伐而不注重环境保护，只顾当前发展而不顾子孙后代的急功近利行为。迟子建在一次对话中，更是愤慨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发展模式的不满：“我在大兴安岭长大, 小的时候, 只要一出小村子, 就可以看到碗口那么粗的树。那时森林茂盛, 到处都是飞禽走兽。可是你现在再去大兴安岭, 却很少能见到这样的情景了。你走了几十里, 也许只能相遇几棵大树。我觉得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不断开发, 使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过多。”[2]

狂热地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只顾人类自身的发展而不顾及自然，只会使人类越来越孤独，最终走向毁灭。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就向人类提出了严正警告。在书中，她叙写了美国人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大量使用DDT等杀虫剂的事实。而滥用杀虫剂的结果，一方面，使得害虫产生了抗药性；另一方面，这些杀虫剂不仅杀死了害虫，也同时杀死了

[1][2]

李承宗．和谐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231．

郭力．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年，（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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