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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楷书邮票中，位列首席的是钟繇的《宣示表》。有人曾这样评价：“《宣示表》是从隶书引向楷书之后的第一类典范。”然而，在史书记载中，钟繇更为人熟悉的，却是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汉魏重臣的身份。千年已逝，如今走进这陵园，清静得已经难以联想到钟繇当年官至太傅时的显赫，却总会记起那个在笔墨间一开先河的翩然身影，虽然《三国志》中并未提及钟繇的善书之名，但“楷书之祖”的美誉，随着后人的追慕，随着汉字的行进，一并流传至今。他处的时代当时是在隶书向楷书转变的过程当中，他是第一个写出来比较正规的楷书的风格，但是那种隶书的笔意还没有完全去掉。新体带着脱胎于旧体的痕迹，更带着冲破旧体的生命力，较之于书法家开风气之先的探索，民间手写体的革新潮流也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后世最为我们熟悉的几种字体，就这样悄然萌芽，在书法家们的笔端，更在那些不知名的陶瓮砖瓦间，带着人们最素朴的智慧。楷书，后来作为官方正式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再衍生新的字体。汉字发展到楷书阶段，基本完成了它的演变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方块字”。

典型的楷书结构，它的横画总是要向右上略做倾斜的，正好符合我们手拿着毛笔运动的最方便的路线，完全画一条水平线，不方便；画一条垂直线，不方便。这个楷书里面它的“悬针”的那个针尖，恰好是笔锋最容易出尖的地方。所以楷书无论从笔画还是结构体势，都是最符合毛笔的特点和手的特点。 “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这是后人对钟繇作品的赞誉，也是对汉字的礼赞，这般如诗如画的语言，或许是唯独汉字才可以触发的意境。有人说，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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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民创制文字伊始，就已经凝聚了美的意识，即使那些契刻在甲骨陶片上的简单符号，也都记录着先民们曾经的精神家园。而从契刻到书写，汉字离艺术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绍兴的兰亭，潺潺的流水，似乎仍记忆着当年那场名传千古的雅集。东晋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按照当时的习俗，古人要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称为“修禊”。春光旖旎间，王羲之、谢安、许询、袁峤之等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雅士，相聚于“曲水”，进行着“流觞”的游戏，大家开怀畅饮、放声歌吟，四十一个人竟赋诗三十七首。诗成之后，众人推选王羲之作序，于是，就有了书法史上永远绕不开的《兰亭序》。

《兰亭序》整个摆脱了以前那种隶书的意味，写得非常地飘逸，非常地流畅，也非常具有很多形式的美，字与字之间的组合，还有不同的造型，其中二十几个“之”字，每个“之”字都不同，显得非常成熟和完美。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酒酣兴尽之际，想起了 “死生亦大矣”的古训，今与昔，生与死，生命的欢娱和悲伤就这样在内心交错，字妙，文也妙不可言。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从流传的很多版本看，是王羲之一气呵成的，这个一气呵成的文字，它不光是一个字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文的问题，所以应当看成是一个串珠。据说王羲之在后来也曾重写过几遍，但是都不如第一遍，因为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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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思想都是一体的，他的精力都灌注在那里，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兰亭序》皆为后世摹本。相传，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曾让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打扮，从一个叫辩才的和尚手中骗得《兰亭序》，并在临终时将其作为陪葬，随他一起长眠于昭陵。时空辗转，虽然真迹再难觅踪影，但《兰亭序》早已超越了一幅行书作品的简单意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座里程碑。

魏晋六朝是一个才思飞扬的时代，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却激发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这样描述：“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无不是光芒万丈。”而名士们狂放不羁、不拘于礼的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魏晋风度最深刻的记忆。王羲之的个性，就颇堪玩味，后世广为流传的成语“东床快婿”，就来自他早年的一段轶事。郗鉴和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是两大巨头。郗鉴想跟王家联姻，王导说：你到乌衣巷里面去挑吧。别的王氏子弟都是贵族子弟了，说来选女婿了，都很紧张，都是恭恭敬敬的。只有王羲之一个人躺在床上，不理不管。后来郗鉴说，这个正好，就是我的女婿了。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时人对王羲之的赞誉，说的是人的风采，却也是字的风貌。有人用“天然”二字概括他的风格，而痴迷他书法的唐太宗，则用了“尽善尽美”一词。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欧阳中石介绍：王羲之的小楷有流传，王羲之的行书有流传，王羲之的章草也有流传，王羲之的草书也很精妙，就是说诸体兼备。在他这里形成的是规范。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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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并不一定都死在了王羲之的脚下。尽管每个人有艺术天才可以充分地发挥，但是离开了他这种规范就等于了离开了汉字的规范。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显赫非常的琅琊王氏就是王羲之的家族，当年，除却政治上的显达，琅琊王氏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可谓是最煊赫的一族。而其中最为闻名的，除了王羲之，还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后世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备二体之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正如唐代书论家张怀瓘所评：“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魏晋是属于书法的时代，追求书写的美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真正成为中国文人一种心灵的寄托和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而汉字在其间折射出的光彩，前无古人，闪耀至今。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它的开凿始于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后到宋朝初年,历经400余年。龙门现存大小洞窟2345个，佛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40余块，其中有四篇堪称巨迹，被誉为“龙门四品”。北朝石刻书法统称为“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称作“魏碑”。它们不是名家墨迹，甚至难考姓名，但却以多样的形式，鲜明的特色，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影响至深。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叶培贵介绍：如果从文字本身角度来说，我认为魏碑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在于广泛地在各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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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合，尤其是在碑刻这个天地里面来探索楷书怎么样才能够最方便、才能最优美。所以后来研究到唐代楷书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有一个渊源关系，这个渊源关系就是隋唐时期最主要的楷书风格，它的形式如果要寻找的话，大概在北碑里边你都能找到。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是清代学者康有为笔下魏碑的“十美”，百种姿态，万千气象，其实大美无言，一切尽在天地间。

西安的雁塔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水雾如烟，音乐高亢，远处影影绰绰的大雁塔，让人有梦回唐朝的错觉。那实在是一段令中国人提气来精神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兼有贞观、开元两个盛世为人称道，政通人和，文化艺术璀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领域无不是成果辉煌。有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过，那个时候的唐王朝像东方的一条巨龙一样，凌驾在整个世界之上。

创建于公元1087年的西安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的博物馆，被人们誉为“书法艺术的故乡”，而碑林兴起的源头就是对唐代《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保存。《石台孝经》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为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尚书》、《诗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石刻经书，被称为 “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有人把《开成石经》比喻成当年的“高考教材”，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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