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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

摘要：本文以特定时期著名的语法理论和语法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在一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并试图找出语法研究方法演变与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语法研究、方法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况

1898年，马建忠参阅西洋语法，写出了《马氏文通》，才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全面建立。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问世，这是以白话文为对象，全面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第一部力作。《新著国语文法》建立句本位，打破了《马氏文通》以来的“词类本位”的传统。他把句子划分成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形容性的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等六种成分，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方法，建立了完备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这个时期，语法专题论文较少，最重要的当推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1938年，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真正建立起新的汉语语法体系的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此外，还有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美国赵元任的《国语入门》（1948）（《北京口语语法》）等重要作品问世。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汉语语法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社会上很快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这个

时期可以称作语法学的发展时期。毛泽东对有关人士指示：“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要在全社会普及“文法教育”。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从此开始普及语法知识，重要的著作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吕叔湘的《语法学习》（1951）和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1952）等。一些学者进行科学的语法研究，对当时及以后的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丁声树 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王力的《汉语史稿》和陆志韦的《汉语构词法》等。这个时期的语法研究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即教学语法。中国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使用的教学语法体系——“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它划分词类是根据词的意义和语法特点，往往对每类词的语法特点都详加说明，分析句子时采用中心词分析法，在确定主语宾语时不依据施受关系，而大体依据位置的先后。到了新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空前深入，是语言学科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朱德熙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影响深远。80年代以来，研究的实践越来越证明，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多角验证”的思路是既宽展又有效的。90年代以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比以往更加活跃，研究领域涉及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研究队伍更加壮大，取得的成果更加引人注目，新的理论、新的见解被提出来。“三个平面”理论、本位理论、配价语法、汉语的时体研究等问题都成为二十世纪末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这个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句法

语义的研究和思索，开展了汉语形式语法学、汉语功能语法学和汉语认知语法学的研究，重视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语法问题的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中语法问题的研究。

二、各个阶段的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

（一）从重意义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

我国早期的语法研究，重意义而轻形式。其后受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重视结构分析，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又忽略了意义。近年来提出的“三个平面”语法理论，主张在语法研究中必须自觉地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区别开来，在作具体分析时又要使三者结合起来，以期做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等著作的学术价值不可否认，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属于西方传统语法一类的。传统语法理论在指导描写汉语的实际、建立汉语语法学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有局限性，主要是过分重视意义而忽视形式。划分词类凭意义(概念)，分析句子凭意义，各有各的道理。这样既不利于教学，也不利于语法研究的发展。五十年代的两次语法专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语法理论过分偏重意义倾向的检讨。1953-1955年问的词类问题的讨论，否定了单凭意义标准来划分词类，引进了结构语法的分布理论；1955-1956年问的主宾语问题的讨论，肯定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这些都是对以往研究片面性的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