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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解放初，巨额的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囤积居奇。投

机商们首先从捣乱金融开始，于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连续掀起4次大规模涨价风潮，上海的物价从1949年5月到1950年2月，上涨了一二十倍。

物价上涨，首先是从金银、外币开始的。解放后不久，各地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都颁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以金银计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兑。同时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货币。但社会上的投机商人对此置若罔闻，公然蔑视政府法令，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金银投机活动有增无减。从1949年5月27日至6月初短短的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2.11倍，银元价格上涨了1.9倍，市场物价也随之上涨了2.7倍。极为猖獗的金银投机活动严重冲击和动摇了人民币的地位，造成了市场物价急剧上涨。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影响人民币的地位。

新生的人民政府首先以经济的办法解决问题。集中大量银元拿到黑市上抛售，先把价格压低，再宣布禁止流通。6月5日，人民政府曾向上海市集中抛出

银元10万枚，但立即被吞没，银元价格仍继续上涨。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银投机者发出劝告，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各地人民政府在中央的统一布置下，采取了断然措施。于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对首要投机分子逮捕法办。 武汉市人民政府也逮捕了银元投机分子200余人，查封了两个专门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市人民政府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市场的“剃刀门媚”（即街头兑换店）377家。这就是解放初期有名的“银元之战”。

此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他们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3涨。上海从6月21日到7月21日，米价上涨3倍，纱价上涨3.8倍，布价上涨3.5倍。这时国民党的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再打“米棉之战”。人民政府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

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 从1949年11月15日至30日，中央人民政府从东北每日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同时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棉纱运至西安。此间，天津先后从东北调运粮食6000万斤，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汉口准备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经过周密布置和准备之后，选择市场价格达到高峰之机，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使投机商措手不及。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至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他们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已经饱和，越抛，物价越跌。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布破产，许多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亦宣告倒闭。这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米棉之战”。从此，投机商人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