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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狂热和犬儒主义政治冷漠

犬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症状。提摩太.贝维斯（Timothy Bewes）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写道：“笼统地讲，犬儒主义意味着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关系。它最初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此后就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精神，一种不仅辩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拒绝反顾自身。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在现代语境中，犬儒主义的意义上事实上发生了变化，对于他们的异化体验，现代犬儒冷酷无情，反顾自身，万念俱灰，而根本不至于沉溺其中。犬儒主义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审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和后现代性》，第8页）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么？犬儒主义者有强烈的怀疑精神，犬儒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尤其拒绝当时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诞生之时起，犬儒就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不仅怀疑而且漠视由主流世界提供的对世界的解释，其基础则是认为世界是不值得进行严肃肃对待。学者

徐贲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一切价值（虚无主义）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这样，它就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至少不正面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从政治的角度说，当下中国的犬儒主义是政治幻灭和意识形态幻灭的结果。没有人再相信曾经相信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犬儒者已经觉醒；但是这些觉醒的人不再有积极的行动能力。他们被幻灭感和挫败感击倒了：或者变得疯疯癫癫，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或者干脆疯狂地追逐实利，变成投机分子，和自己蔑视嘲讽的对象一起侵蚀和损害自己生活其中的公共世界。他们不再珍爱公共世界。因此犬儒主义的出现、盛行与政治参与的衰退是同一个分币的两面，它出现在从大规模的政治退却和文化退却所留下的巨大空间中。“政治活动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以犬儒姿态安身于这么一个社会。”（《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10页）这种“干预无用论”（“大势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目前正在大面积流行，他们完全放弃了积极的政治行动，或消极颓废，或冷嘲热讽，或纵欲虚无，或投机取巧。很多人

甚至认为：我不去做坏事，别人反正要去做的，我的“洁身自好”于事无补，改变不了现实，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从心理的角度说，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黑色幽默或嬉笑怒骂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发泄不满的方式。它导致了大量滑稽搞笑作品的出现和黑色幽默风格的流行。当下中国的大话文学就是当代人焦虑的曲折反映，也是宣泄焦虑的一种方式。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但不拼死抗争，也不坐以待毙。他嘻笑怒骂地加入他并不喜欢的游戏,有时还玩得格外认真。他有一种“难得糊涂”的幽默感,犬儒者谴责社会之恶,却又不积极抗恶。犬儒者看不起他所谴责的对象,同时也看不起自己。他了解自己,痛恨自己加入于其中的腐败,他觉得腐败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却并不做任何事情去改变它。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它能使绝大部分人变成犬儒主义者。犬儒还可以分为“在下者”的犬儒和“在上者”的犬儒。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宣泄愤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而言，犬儒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都有犬儒的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