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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嘉禾“伴嫁歌”的文化功能研究

作者：李琴 李跃忠

来源：《文教资料》2019年第32期

摘 ; ;要： 嘉禾“伴嫁歌”是流行于湖南省嘉禾县民间新娘出嫁前一晚演唱的仪式歌谣。嘉禾“伴嫁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功能，具体来说有促进婚礼形成之仪式功能，规范女性道德行为的教化功能，展现群体欣赏艺术的音乐美、色彩美、情感美的审美功能，体现女性对婚姻、家庭的复杂情感心理之宣泄功能等。

关键词： 嘉禾伴嫁歌 ; ;婚俗 ; ;文化功能 ; ;仪式功能

嘉禾“伴嫁歌”从个体表达情感的歌曲演变为群体范围的民俗，其表达方式多样，情感态度真实。从古至今，对于嘉禾伴嫁歌的关注大多是挖掘其作为民间音乐的魅力。近年来，女性文化的发展为嘉禾伴嫁歌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但是，嘉禾伴嫁歌作为民俗，一直以来都是嘉禾地区婚嫁习俗中最重要的部分，以其深厚的历史内涵、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多样的文化功能流传至今，从单一的音乐形式发展为集乐、歌、舞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在发展进程中受到了几千年来各种文化的浸染，其文化功能的解读不可忽视。 一、仪式功能

嘉禾伴嫁歌是集歌、舞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等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音乐结构的完整性，二是伴嫁舞的程序化。由此，嘉禾伴嫁歌在歌曲与舞蹈的相互结合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仪式。薛艺兵认为，仪式是一种表演，它具有表演的虚拟性特征[1]。因此，伴嫁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仪式的体现，它所赋予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用，更在于精神的外化。

仪式促进了婚礼的形成。被看作是人伦之始的婚姻，一直以来被赋予美好的祝愿。如古代婚礼称之为“六礼”，程序复杂，就算是处于等级社会，依然会有伴嫁歌为新娘伴嫁。嘉禾“伴嫁歌”是集歌、舞于一体的仪式活动，贯穿于婚礼整个过程，并以伴嫁歌的结束标志着婚礼的结束。嘉禾伴嫁歌在演唱上先是歌头领唱“安席歌”，后众女唱“耍歌”，相互点将唱“射歌”，再歌头唱叙事性“长歌”。黎明将至，众女伴表演“伴嫁舞”。花轿到，新娘出来唱“哭嫁歌”。新娘上轿唱“送嫁歌”。相送至友亲亭，歌声止。至此伴嫁仪式结束。丰富而完整的仪式无不体现着人们对于婚姻的重视程度，也隐含着旧时婚姻对女性的重要性。现代社会，人们在婚嫁仪式中沿用这一形式，更多的是承袭了古人重视婚姻这一价值观念，赋予了婚姻美满幸福这一美好祝愿。

仪式象征了女性对于话语权的获得。在嘉禾伴嫁歌中，表达女性悲苦命运、控诉不平等社会的内容占多数。如“怨婚姻”中的“生坏命来嫁坏夫”，“做媳难”中“出门做媳人人欺”等。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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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话语体系下的女性没有话语地位，独立人格，她们的命运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伦理规范。《孟子·滕文公下》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可见古时女性地位之低。仪式活动具有象征性，对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社会来说，仪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社会共同体的某种需要，人们确定和举行特定的仪式。仪式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认同，并由此建立起一个社会共同体和一定的社会秩序[2]。在伴嫁歌中，表达对自身命运悲苦抑或是受到不平等对待的唱词直白朴素，曲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毫不掩饰对社会、男性等压迫者的怨恨。因此，伴嫁歌堂就成了女性获得话语权的唯一场所。

二、教化功能

民俗的教化功能，指民俗在人类的个体社会化和文化化过程中所起的教育和模塑作用[3]。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规范和传承。教化的目的是使人们建立意识，自觉遵守，伦理道德所期望的目标。嘉禾伴嫁歌在流传的历史进程中，也无形规范女性的行为规范。 （一）嘉禾伴嫁歌中所体现的伦理观念规范着女性的思想行为。这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规范女性对婚姻的服从。女性的婚姻依然由父母完全做主，女性没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因此出现了新娘对父母的怨恨的唱词，如“怨爹娘”：“爷呀娘呀你不该，不爱女儿爱钱财，三百铜钱嫁了女，好比送女进棺材。”又如“仔是人来女是人，哪有养女乱许人？”在家长制的男权统治下，女性命运的转折点体现在婚姻。

其次，遵循“媒妁之言”的婚礼传统。在古代，“媒人”的角色至关重要，最早有《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在这里，媒人的存在是一种集体认同。到了唐代，有“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户婚律说》），媒人有了法律的地位，“媒妁”成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伴嫁歌中关于媒人的唱词犀利泼辣，如“骂媒歌”：“一块手巾花灵灵，花唇巧嘴做媒人。骗起我娘报时辰，骗起我娘写年庚。三块肥肉塞嘴巴，害死千千万万人。”又如：“一个柜子四个角，死了媒公死媒婆。”更有伴嫁舞《推磨舞》，女伴和媒人之间各自对骂，气势凌人。由此可见，即使在面对由媒人建立起的婚姻关系可能会带来的婚姻不幸的结局，在所谓的“合二姓之好”的虚假美好的期待中人们依然需要媒人的存在。 最后，建立女性对婚姻的绝对忠诚。婚姻之于女性，是忠贞的代名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没有遵从自我的权利。明清社会，明确规定表彰为丈夫守寡或殉葬等流传特异事件的女性，并设立“贞节牌坊”。一方面规范了女性传统婚姻观念。在伴嫁歌中，唱词涉及对象包括父母、公婆甚至是丈夫，但是没有关于女性在面对婚姻不幸的情况下结束婚姻关系以改变命运。如“打孤单”：“六月日头晒栋梁，青春守寡好可怜。鸡叫三声才上床，两眼巴巴到天光。”又有“老来守寡也不易，少来守寡时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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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伴嫁歌”同其他民歌一样，是先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形成的民歌，它体现着古时的社会面貌、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等一系列社会性内容，体现不同区域的风俗民情。人们接受这一音乐形式并在集体范围内逐渐约定成俗，在口耳相传的方式中不断使其愈加完整、系统，成为人们共同接受的一种民俗。文化即人化，这一民俗蕴含着先人們的智慧，展现着几千年来这一地区的人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质，它不仅是一种音乐类别，更是这一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极高的教育传承价值。

（二）包含了对人们日常生活及情感多个方面的教化。其展现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无不显示着先民们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品格。首先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安席歌”在伴嫁歌中数量不多，只有八首[4]，“一来养猪不用糠，二来酿酒不用酸”“团团圆圆唱个歌”等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祝愿和期盼。其次是在传统礼教压迫下的反抗精神;在伴嫁歌中，数量众多的“怨婚姻”“骂媒歌”“做熄难”，歌词直白犀利，体现着先人在传统礼教压迫下的生活面貌和思想观念。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的埋怨，如：“在家做女贵如金，出门做媳贱三分。”二是体现旧时社会对妇女的沉重压迫：1.对妇女衣着的苛刻要求，如：“飞起衣角有人笑，哪家来个女妖精！”2.对妇女日常饮食的限制，如：“豆芽菜，嫩荷荷，家娘骂我吃得多。猫几碗来装三下，清汤寡水有几多？”3.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残害，如：“家娘骂，家爷打，姑姑嫂嫂扯头发。”三是旧时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反抗;主要在于对媒人的恶语痛骂诅咒，如：“生前害人精，死后下油锅。”

（三）在男子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女性地位低下，没有自主支配命运的权利。她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身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解放，多以抱怨命运不公，有消极的宿命论思想。但是在封建思想的统治下，女性能有意识地表达对自身苦难的控诉，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抨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现寻求独立解放的萌芽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启蒙意义。

嘉禾伴嫁歌篇目众多，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有展现妇女悲苦人生的歌曲，也有表达美好人情、人性的歌曲。如“送姐歌”，表达了女伴之间的不舍与留恋。即使是伤感的“哭嫁”，如：“哥呀哥，亲哥哥！你今有心送妹上山坡，你我兄妹缘分薄，死妹怎舍得同胞哥。”也是浓厚的亲情寄托。也有对坚贞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如《孟姜女》等。由此可见，尽管部分歌词较为直白、粗俗，但其中蕴含的积极的、健康的文化被人们接受，至今唱来仍让人动容。《毛诗序》：“美教化，移风俗。”正是嘉禾伴嫁歌这雅俗并举的特点让人们在接受过程中适应不同的需求，在今天仍是婚嫁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四）文化传承的教育意义。教育传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个体在共同的社会规范中自觉接受的特性，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说：“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