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现状与问题分析 下载本文

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22 4:27:12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政策框架的逐步建立,财政支农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财政支农工作存在总量投入不足、政策导向作用不强、科技投入占比低、支农方式不佳、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此要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逐步加大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建立多元化支农体制,优化财政支农结构,调整财政支农方向以及完善财政支农管理体制。

财政支农现状与问题分析

2 财政支农的现状与成效

2.1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2004年以来,围绕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一系列强农惠农的财政政策陆续实施。这些财政政策总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以“少取”为特征的税收政策和以“多予”为特征的支出政策。其中,以“四减免”为主的税收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全面取消农业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以“四补贴”为主的支出政策则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粮食生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通过支持“六小工程”、“两免一补”、“三奖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惠农政策,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2]。 2010年,财政增加了直接补贴额度,扩大了补贴范围,加强了补贴力度,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了防汛抗旱、动物防疫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支持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进一步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此外,还通过支持“家电下乡”、“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大农村财政减贫力度等方式,拉动了农村消费。 2.2 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2008年财政预算安排了165亿元用于对粮食生产大县的奖励,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预算安排资金1022.8亿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农村基础设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2009年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达到1274.5亿元,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3]。在2009年,我国粮食产量10616亿斤,实现“七连增”,且从2008年以来连续四年产量超过1万亿斤。2004年至2009

年六年共增产粮食2002亿斤,年均产量超过1万亿斤,达到10042亿斤。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达到5000个,比去年增加了2400个,覆盖了所有农业县,部分主产区已开始展开整乡整县整建制试点,使大面积平衡增产成为了可能;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样保持5年连续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与1978年相比增加了近35倍,增速达8.0%高于近5年7.5%的平均水平,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4]。

2.3 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2009年财政预算安排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资金2723.2亿元,比2008年增长96.5%,其中,支持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611.4亿元,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支出90亿元[5]。由于财政支农资金重点投向农村社会领域,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从而提高了资金投入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我国约有1.4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了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110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享受了生活补贴,逾8.15亿农民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4284万农村困难群众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 2.4 启动了农村潜在的巨大需求

据测算,农民消费每人增加1000元,全国就能增加内需9000亿元,而增加“三农”投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大约为40%。更为具体的测算数字尤其令人振奋:2009年国家计划投入农机具购置补贴100亿元,可增加农机工业销售产值约635亿元;从90亿元增加到150亿元的“家电下乡”补贴,可以拉动内需1000多亿元;在被称为“超市下乡”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中,中央财政投入已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投资约180亿元,吸纳农村人口就业约110万人,增加农村市场消费近900亿元;从2008年到2010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在3年内向农村投放1100亿元的偿债资金,这笔资金直接增加农村需求1000多亿元,考虑到产生的乘数效应,总共将拉动农村内需4000多亿元[6]。 2.5 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不断完善

目前,我国新增教育、卫生和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耕地占用税税率提高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新农村建设;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耕地开发、土地整理;从水电和矿产资源开发收益中安排资金扶持“三农”;利用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手段,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和吸引农民资金投入。此外,随着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而加大对“三

农”的投入是优化支出结构的首要安排,是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载体。由此可见,财政支农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机制,有利于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7]。 3 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 3.1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足

尽管近年来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增长幅度较大,但与中国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

虽然中国的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规模扩张了,但其相对规模却没有明显改善,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财政支持三农的现实需求,规模与现实需要存在较大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额从1990年的307.8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20.41亿元,但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整体上却呈现下降趋势,1990年为9.98%,2009年下降到了8.81% [8] 。因此,财政农业投入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3.2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

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大体维持在70%左右,而用于建设性的支出比重不高。在财政农业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性的水利建设比重较大,而农民可以直接收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在政府农业投入中,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如农业品质改良、重大病害控制、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或者没有财政立项支持,或者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财政支农支出中用于农业科技的投入数量小、比重低,对农村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3.3 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

从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农业投入的结构看,大多以地方财政的投入为主。地方财政一直占据着财政支农支出的主体地位,说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从世界各国中央财政支农支出的份额看,许多国家中央财政在财政支农中担负着主要责任,比较而言,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承担的财政支农职责偏小。

财政农业支出实行分块管理,部门分割严重,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这种体制造成了政府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多头管理,力量分散,不利于统一监督、管理和协调,不能形成合力[10]。